想说中国文人画，是由一个外国人引起的，就是韩国美术评论家金兑庭先生。对于中国美术艺术，他直言不讳：中国美术最重要的不是油画，也不是国画，更不是其它什么画，而是文人画，文人画是中国艺术的灵魂性存在，中国哲学的不可言传的思想与精神，统统反应在文人画的笔墨境界里。这是中国美术最重要的艺术，但是在中国当代我们看到的，重要的精神统统变成不重要的东西，不重要的东西反而变成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简直本末倒置，真的变成假的了，假的变成真的了，乌七八糟的，看不到真正的艺术。真正好的艺术不是天上掉下来，完全是我们心情中出来的，艺术是心情最干净的时候出来的，我们的心污染很多，很多人没有洗干净自己的心。不干净的心灵怎么可以生长出来纯净的艺术？大家好像都很疯狂的丢了魂一样的追逐金钱、房子、名车，好像这就是做艺术的根本目的，太危险了，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艺术家这么喜欢钱的艺术家，中国当代美术的确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中国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陈传席认为：金兑庭的评论非常好，非常中肯，中国大多数评论家都难以说到这个点上。作为一个韩国人，能看得这么清楚，很难得。对于中国当代书画，金先生不如陈传席更直接了当：可用“很差”两个字来评价，甚至应该说是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早一点还有李可染、傅抱石、徐悲鸿等名家，现在却是挑不出一两个代表性画家。问题的关键在于画家文化的缺失。没有文化功底，画画的基本功再好，作品格调也上不去。儒家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首先“志于道”，再据德于仁，艺术才能有所成就。如果没有大见识、大胸襟，每天写写画画，永远只能在小道上转悠。像毛泽东、鲁迅、于右任，他们的字多好，他们哪位又是专业书法家？可见，书画是意识形态，没有文化底蕴和社会阅历等大道为支撑，永远做不好。
两位先生认为中国当代美术一塌糊涂，若愚作为评论作者不想去评论，因为看到陈先生的另一篇大作《陈传席：刘二刚是我见到的真正的新文人画家，没有之一》所以不好多说。也可以说不评论的评论也是评论。
只是他们对中国文人画的高度认同，这一点与笔者不谋而合。因此梳理一下中国文人画的来龙去脉。
上海著名书画家、书画理论家卢辅圣先生在《中国文人画史》提到：文人画是中华文明所孕育的奇特文化现象，是中国民族文化特性的鲜明体现，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孤例。一千多年来，它以历代文人士夫为主体，凭借绘画艺术的平台，发乎创作，潜乎思辨，营造出具有独特价值原则与独立图式系统，并且在本体论和方法论诸方面无不自成格局的人文气象。为构建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更为奇特的是，这种营造与发挥，往往又被置于道与艺相矛盾或者说不以绘画为目的的文化情境之中，从而平添了许多似是而非、不期而然和无为自化的因素。
说的直白一些，文人画与一般的画家画、院体画不同。是文人雅士藉绘画以抒泄胸中之逸气，并不求工整与形似，也不讲目的与价值，只是随兴所至，表之笔情墨趣，写写文人墨客心府灵境。因为具有文心、诗情、画意，才得命名为文人画。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中云:"士人之画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画，工而不必画妙，故与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陈师曾说的更明白中肯:"画中带有文学性质，含有文人趣味，不在画中考研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乃所谓文人画 。傅抱石先生还把“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
中国文人画，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元，宋元为文人画的黄金时代。
吴道子可以说是文人画代表性人物，他为唐玄宗画嘉陵江山水，一夕而就；而李思训画山水三个月才画成。一夕而就与三个月之别，就能品到文人画洒脱，飘逸的神韵。
唐、五代时期，画家荆浩，先学吴道子，后来悟到“师人不如师造化”，直接向自然学习。他画松数万本，“始知画松”。他有个想法，以为吴道子有笔无墨，项容有墨无笔，他要吸收两家之长，创自己风格。米芾评论：“荆浩善写云中山顶，四面峻厚。”除荆浩外还有关仝、董源、巨然，是当时画界四大擎天柱。
宋代还值得一提的是米芾、米友仁父子，创造了米点山水，他们是文人、诗人、书法家。米芾在镇江，看到长江上云烟出没，就发明了横点画法，很少勾轮廓，有时稍稍勾点云纹，全部是横的大点。南宋迁都杭州后，画家都是由北方过去的，有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他们用湿笔在绢上绘画。
“文人画”的理论，最早由苏轼提出来，苏轼当时的提法是“士人画”，元代赵孟頫承接苏轼的观念，继续发展了文人画，文人画在元代走向兴盛。到了明代，董其昌再次提出了“文人画”的观念，后世一般将这些都统称为“文人画”。
苏轼对于文人画理论有开创之功，他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用“阅天下马”来比喻“观士人画”，指出“士人画”与“画工画”的区别，在于画家是从哪个层面来认识与观察更能看到对象更内在、更本质的特点。
王维是唐代大诗人，也在文人画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明代董其昌将王维推为文人画的鼻祖。苏轼怎么看王维和吴道子的画呢？他先讲吴道子的画——“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再来看王维，“祇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这里王维和吴道子的画，节奏、状态是不一样的，吴道子笔墨雄放，浩如烟海，而王维给人的感觉则清逸、冷峻。相比于吴道子，苏轼更推崇王维：“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理由是“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梦溪笔谈》里记载，王维画画，不考虑各种植物是否可以搭配在一起，桃花、杏花、芙蓉、莲花都画在一起，也不考虑季节的影响，王维观物，本质和九方皋相马是一致的，能直接抓住对象最本质的特点，而无需依托具体物象。因此在苏轼眼里，王维比吴道子见识更高一层。
到了元代，赵孟頫与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是文人画践行者，这之中，赵孟頫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他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赵孟頫“古意”说是针对南宋院体画而言——院体画一味追求表面精工，刻画工细，雕琢过重，从笔墨，到设色，逐渐脱离自然道理。，赵孟頫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古意”，试图力挽狂澜。赵孟頫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即——“以书入画”：「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以书入画”便是借助书法性的用笔，用点画本身合道，而不在造型、色彩等表面下功夫。
明追元风，写实功力不如宋代，笔墨讲师承。后来出现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严格地讲，他们不如元四大家了。沈周以董源、巨然为师，以元四大家为法，用笔比较健壮。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唐寅是文征明密友，用淡墨画得很细。还有仇英，他继承了南宋青绿山水，人物也很工，工笔写意都会，因为他是画工出身。
后来又出现一名大家董其昌，提出南宗北宗的学说．董其昌认为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傒、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王维）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他崇拜南宗，特别迷醉于董源和黄公望的画。黄公望学赵孟，又直学董源、巨然，代表作有《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图》。
董其昌影响“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恽等三百年清朝的朝野的画家，从皇帝大臣到民间，写字、画画都是他的学说，连乾隆皇帝的字，都是学他的。清朝三百年由于师承关系，每笔每墨都讲出处、讲师承，脱离了生活，院体书画走向了衰弱。王时敏与董其昌关系最深，王原祁被称为画圣。王石谷、王鉴都是鄙视北宗推崇南宗的，“四王”以为画越像古人就越好。与之对立的有金陵八家、四高僧、扬州八怪等在野派。龚贤是金陵八家中的一家，成就最高，善用墨彩，一层一层墨积上去，往往背景黑、前面淡，墨色像闪光一样；用墨功力很深，没有大泼墨，而是一笔一笔画上去，明亮而闪光，复杂而深远，可以说在墨彩方面最有创新的画家。
四高僧是指石涛、石溪、八大山人、渐江，都是和尚，也是遗民。石涛之父是明代的大官，自小生活在风景优美的桂林；明亡后出家当和尚，“搜尽奇峰打草稿”是他提出的，他的画墨雄笔健，酣畅淋漓，新颖奇特，由于他是从桂林一步步走到南京，长期生活在真山真水中，与“四王”就不一样。石涛的画影响南方，连王原祁也不得不说“大江以南石涛笔墨，无出其右者”，在笔墨上不得不佩服他。可宫中没有他的地位，皇帝不喜欢，认为他是“野狐禅”，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笔者喜欢石涛的个性，还写了小诗《苦瓜和尚》：苦瓜和尚结墨缘，思瓜忆苦瓜苦酸。吾之为吾有吾在，非是墨好是砚端。
石溪多病，在南京牛首山出家，画苍润无比，有石涛不及处。他以画悟惮，黄宾虹老先生说：我主要得力于石溪。石溪主要画“浅绛”，但最好的是水墨画。有一次他去故宫参观，看得头昏眼花，尤其看到郎世宁的画，就想吐，可一到石溪的画前，就像吃了一杯龙井茶，真了不得，这幅画用笔很少，却很丰富。八大山人的画，格调高，感情深，用笔简，笔墨来自董其昌，艺术思想境界高，人们谈四高僧时，总把他摆在前面。
清末民初，出了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最有影响力是继承了文人画传统的大师黄宾虹。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有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他们年轻时都学中国画，后到法国画油画，晚年又画中国画，这些大师对中国画如何吸收西洋画做出了贡献。接着就是李可染，李苦禅，潘天寿这批人。赵望云和石鲁带了三个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南京有傅抱石，钱松喦、魏紫熙、亚明，上海有朱屺瞻。广州有关山月。
再有，就是陈传席所说的，全军覆灭，有待后人了.
作者简介：刘永彬，笔名刘若愚，号福缘。祖籍山东乳山，辽宁沈阳市生人。艺术评论家，画家，媒体编辑。年青时代在国企做记者，通讯《直挂云帆济沧海》获全国医药好新闻一等奖。现任中国文化信息协会文化创意传播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布网副总编，撰写【若愚来访】【永彬视界】专栏。艺术评论文章在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发表。人到中年，开始写诗作画。力求“造化于心写古风 老墨拙笔文人画“，努力做一个文化自信的践行者。
（责任编辑：刘永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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