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态度，通常是指主体对客体所持有的心理倾向以及表现出的行为倾向。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看法，以及由此所反应出的言辞、表情和行为倾向。就书法而言，字是有“态度”的，它不仅反应书家有关美丑、好恶等心理评价倾向，而且直接表现书家字迹的风格和形象。唐代虞世南在《笔髓论•契妙》中对此作过一个精要的表述，他说：“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在他看来，字之“态度”是心悟的反映，而心悟不在于心，在“合于妙”，亦即“契妙”。那么什么是“契妙”呢？虞世南解释道：“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心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进而又说：心悟非心，“且如铸铜为镜，明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纶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可见，虞世南言下的“契妙”，即契合“自然而然”之妙，书家只有心领神会于自然变化之妙，才能从心所欲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虞世南“契妙”之论，可以说是对晋人书法价值倾向的理论概括。他师从王羲之七世孙、隋僧智永，是“二王”一脉正宗嫡传。晋人书法的价值倾向是崇尚自然，“纵心任情”；评价标准是“天然第一”，“神采为上”；书写是循“天理”而生“法度”，“用法潇洒”。所以，虞氏推崇自然之“妙”，承袭的正是晋人的书法“态度”。受历史环境条件的影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态度”。比如说，唐人就与晋人有所不同，他们讲究法度精严，追求人为精工之巧，是“意生法中”，“用法而意出”，书写时的表现则为“用法谨严”。唐人的这种“态度”，受当时手工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工艺精细化、标准化在文艺上的反映，此外，也受唐代大一统政治的影响，“中正冲和”、“楷法遒美”，不仅是施政选官的原则，也是书法艺术的标准。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书法艺术总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宋人书法之“态度”，就很值得“玩味”。在他们之前，晋人的“天然自由”和唐人的“人为精工”各造其极。面对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宋人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如何选择，如何出新？宋人就面临一个“态度”的问题。清人冯班作过一个评论，称：“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又称：“晋人尽理，唐人尽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为过唐人，实在不及也。”（见《钝吟书要》）宋人之尴尬可见一斑。冯班是用宋明理学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所言“晋人用理”之“理”，是万物和人性的本原——“天理”，“用理”就是“循天理”，“从心所欲不逾矩”；“唐人用法”之“法”，则是人的意志和规矩，“用法”就是追求法度规范和统一，“法定而字有常格”；“宋人用意”之“意”，指的是“心意”，“用意”就是直抒胸臆，表达个人的精神意趣。冯班的这个评论影响很大，“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的概括就出自于此。在理解冯班的这个评论时，有一点需要注意，他在将晋、唐、宋三个朝代的书法“态度”进行区别时，并没有割裂时代之间的联系。

　　古代书法传承有序，尤其是魏晋以后脉络清晰，无论六朝还是隋唐，都师法钟张“二王”。由于唐太宗李世民视王羲之为“尽善尽美”，推崇备至，以致唐代各家、诸如欧虞颜柳无不学王。晋唐书法之“态度”虽有前述之区别，但在书法的本体即法度上是一脉相传、不断递进的。所以晋唐之间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即使是在“尚法”的唐人中也不乏“循理”“取意”之人，马宗霍评颜真卿“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堪称唐人“尚意变法”的代表。颜真卿的变法，使其书法风格即相异于唐前羲、献各家，又不同于本朝欧、虞、禇、柳等人，为宋人另辟蹊径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启发。宋代与唐代之间隔了“五代十国”，“五季之乱”致使书法颓废。可幸的是出了个杨凝式，他既学颜又学王，兼得晋唐古法新意，起到了承唐启宋的作用。至于宋初，秉承晋唐风范的有李建中、石延年、苏舜卿、蔡襄等人，其中蔡襄成就最高，楷、行、草法度完备，温文尔雅，苏轼赞其“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化不穷，为宋朝第一”（《东坡题跋》）。蔡襄在“宋四家”中虽有创新不足之议，但在古法和新意的沟通上居功甚伟。由上可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继承中创新，可以说是各朝各代书法的基本“态度”。

　　“宋人学晋”，受“复古”时风的影响。学书之人都仰慕古法古意，帝王也不例外。史上除秦始皇“厚今薄古”外，大都“厚古薄今”。宋太宗赵光义就是这样，完成天下一统后，他重文修史，组织编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淳化阁帖》等文化工程，对宋人汲古起了推动作用。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一改前朝私藏密授之旧习，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帝王、臣子、名家墨迹，编次勒石刊印法帖十卷以赐近臣，《淳化阁帖》遂传天下。宋人因此比前朝各代学者都能更多的师法古人墨迹。在《阁帖》10卷中，有“二王”专辑5卷，如果加上钟、张、索、卫、郗、谢、庾、羊各家墨迹，魏晋法帖数量更众，宋人也因此更多的受到“魏晋风度”、“江左风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崇尚古法和追求新意上，更直接的表现在流行书体的形成上。魏晋时期钟、王变法之“法”，是基于“草变”的“正书草写”之法，也即“行书法”，钟繇真书“随事从宜”、“靡有常制”，王羲之真、行、草“随字赋形”、“一形众相”，都是这种变法的形态表现。《阁帖》所辑魏晋法帖多为真、行、草新体，尤以行草书居多，集中展示了钟王变法的成果。宋人正是从这种变法中看到了真、行、草三体演变的关系，以及表情达意的作用，所以，行书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可以共情和创意的流行书体。

　　“宋人尚意”，如同前述，更多的受颜真卿的启发和影响。史上就有颜真卿开“尚意”先河之说。因此也有不少人认为，与其说宋人学晋人，不如说学颜真卿更为确切。例如，冯班就曾说“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其实，宋人对颜真卿的“态度”，有一个逐渐认知、接受、推崇的过程。在宋初，颜真卿可以说是不被认可的。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淳化阁帖》没有收录其作品。究其原因，古籍无考，近人有多种说法，见诸网络的就有所谓“赵颜家仇根深”、“政治忌讳和隐患”，以及“创新与复古之争”等说。窃以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宋太宗赵光义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尊王”，视王羲之为融古铸今的典范和承前启后的正宗。《淳化阁帖》以“尊王”为宗旨，目的在于确立赵宋一朝代表华夏文化正溯的地位。颜真卿书法标新立异，与王字取法不同，风格面貌相异，十有八九被视为“另类”而不被认可。这一点在后来的《大观帖》中也得到印证。宋徽宗大观三年，因《淳化阁帖》原版年久毁损且多有错误，钦命再出内府所藏真迹，改定编次，重新摹刻。《大观帖》对原来的《淳化阁帖》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修改，但是仍然没有收录颜真卿的作品。前后相隔百年的两部官刻法帖保持一致，说明绝非疏漏，只能理解为在正统“态度”上保持一惯性。从宋代文献史料看，颜真卿被认可和推崇显见于北宋中期。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起了重要作用。欧阳修处“庆历”士风清明高扬之时，重视士人道德修养，视颜真卿为道德楷模。他曾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九）。指出“贤名”比“书名”更重要，假设颜真卿书法不是很好，但因为他忠正不阿，后世之人也会把他的墨迹视为珍品。如果说欧阳修推崇的是颜真卿的人品，那么，对颜真卿书品推崇至极的当属苏轼和黄庭坚。苏轼在《题鲁公书草》中称：“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在《书吴道子画后》的题跋中，更提出了流传极广的“四个极致”的评论，即：“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黄庭坚对颜书的推崇也至其极，称：“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山谷论书》）。颜真卿被宋人推上“巅峰”，还可从朱长文《续书断》中看出。朱长文仿唐人张怀瓘《书断》品例，按神、妙、能三品，补续品评唐兴至宋熙宁之间各家，将颜真卿真行书列为神品，超越欧、虞、禇、柳，与羲、献并立。评其：“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相，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所以，从上述宋人对颜真卿的“态度”中，我们不难想见颜氏变法对宋人书法风尚的影响。

　　“宋人尚意”，反应的是一种价值倾向，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与当时的哲学思潮有关。两宋时期儒佛会通，理学兴起，“性即理”，“率性就是循天理”等思想观点，对文学艺术产生广泛影响。欧阳修是“尚意”之风的先导者。他在书学上的主张对“宋四家”产生直接影响。“学书为乐”是欧阳修的基本“态度”。在《试笔》一文中他曾言道：“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他的这个观点与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观点是一致的。苏轼是“尚意”书风的开创者。他在《论书》中提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在苏轼看来，“书”是有生命的，不是僵化的、死板的，秉浩然之气，不为成法所拘，就能自出新意，无意于佳而自佳。“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可谓苏轼“尚意”之宣言。黄庭坚是“尚意”书风的推动者。《山谷文集》中记有许多其论书妙语，如：“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归纳黄庭坚所论，书外求书，法外得意，方能入神。米芾是“尚意”书风集大成者。在《海岳名言》中，他的一段自述可谓写照：“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成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宋人尚意”，是在对前人“尚法”风气的反思中确立起来的。欧阳修对一味“尚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乌有定法邪！至魏晋以后，渐分真草，而羲、献父子为一时所尚，后世言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其艺诚为精绝，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所谓天下孰知夫正法哉！”（欧阳修《集古录》卷六）。他还说：“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笔说》）。欧阳修批判“奴书”，不是一概反对师法古人，而是反对泥古不化，他说：“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梦溪补笔谈·艺文》）。宋人不仅批“奴书”，更多的是批“俗书”。黄庭坚曾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那么，在黄庭坚眼里什么是“俗”呢？在《论书》中摘有他的一些观点。如：“《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而学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当晁美叔背议其书无王羲之笔法时，他曾以诗回应，“字身藏颖秀劲清，问谁学之果兰亭，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在黄庭坚看来，“随人学人成旧人”即为大俗。米芾批“俗”在史上更加有名，《海岳名言》对唐人多有讥讽，称：“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自柳世始有俗书”，“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所言失之尖刻过激。米芾指认唐人落“俗”，是因为唐楷法度单一，“大小一伦”，“安排费工”，缺少古法之变化无常。关于何谓“俗”或“不俗”，他有独到之见：“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学书须得趣，他好具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宋人尚意”，不拘于法度，在变法上追求“法随意造”。元代赵孟俯有句名言：“结体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但在宋人看来，用笔在心，笔法是随“意”而变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说：“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跋谢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他的这个观点与虞世南“契妙”之论异曲同工，都认为书有基本法度，但运用之妙在人，书之得法，不是“常格”、“定法”，而是“胸中独得”之妙。苏轼取法李邕、颜真卿、杨凝式，并上溯魏晋钟王，可谓转益多师。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所表达的是他的艺术主张，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法度之外”。正是因此，才有了《黄州寒食诗帖》不拘法度，随意开张，用笔丰腴厚重且天真洒脱，笔势欹斜而神气横溢的作品传世。黄庭坚也是这样，不愿步前人陈迹，而求“心不知手，手不知心”之法。“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山谷文集》）。他不仅于古人笔意得而化之，而且从见“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中感悟，进而形成中宫紧收，四维开张，点短画长，摇曳生发的所谓“长枪大戟”式的独特笔法。米芾在技法上是可以高视古人的，其成就始于“集古出新”，成于“不见古人”。尤其在用笔上，他主张“锋势备全，无刻意做作乃佳”，不拘于中锋之“一笔”，将侧锋用笔用到了极致，形成“刷字”的多样变化。苏轼赞米芾书法“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东坡集》）。除了以上几家之外，宋徽宗赵佶所创的瘦金体，天骨遒美，逸趣蔼然，也是“尚意”变法的成果。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赞其：“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

　　梳理“宋人尚意”之成因，“玩味”宋人书法之“态度”，最可感于宋代文气之昌盛，“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也最可敬于宋代文人继承创新之历史责任，“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黄庭坚“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米芾“集古出新，不见古人”的“态度”，仍值得我们效仿。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