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唐人尚法”，是前人对唐代书法风尚的一个概括。对于这个概括，后世之人倒是广为认同，因为只要联想到作为唐代文化标志的“唐楷”和“唐诗”，其意就不言而喻。“唐楷”法度之精严，“唐诗”格律之微妙，无不反映唐人应规入矩的风尚。

　　书法的“尚法”之风虽然盛行于唐代，但要说起来，它却经历了唐前各代渐进认知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汉字造字由象形、指事到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就是一个由简单的物象描摹到复杂的抽象思维的渐进发展过程。书法也是这样。从有记载的历史看，书法对“法”的自觉始于西周时期，周宣王令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作为蒙学字书以正文字，可以说是史上第一次对书写范式的整理。如果说从有书法文论算起，则以秦代李斯《用笔法》为最早。但是，李斯讲的是小篆笔法，仍属于古文字范畴，与作为今体的“唐楷”在体制上不同，法度上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从直接关系而论，东汉末年蔡邕的《九势》，可以说是“楷法”研究之始。蔡邕是隶书的高级形态——“八分”楷法的创始人之一，“八分”与早期汉隶的区别，就在于左波右磔、相向背反、两边取势。所以，“八分”实质上是对东汉后期隶书法度的新的认识和凝炼概括。“八分”楷法启发了后来的真楷变革，可以说是“唐楷”法度的源头。魏晋南北朝是真书变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经钟繇、王羲之等人相继推动，真书引申“八分”楷法，提炼草书笔法，形成“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点画“八法”，从而完成了古文字由线条为结构单位向今文字由点画为结构单位的转变，成为汉字史上的一次新旧体制的改革。在这个基础上，魏晋对书“法”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卫铄（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等堪称代表。及至有“晋唐枢机”作用的隋人智永，传作“永字八法”，其弟子智果作《心成颂》，以颂、注形式论真书间架结构，对开启唐法起了奠基作用。

　　经过千年的积累，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变革发展的蓄能，书法一旦际遇完成一统的大唐“贞观之治”，便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爆发，形成“井喷”之势。唐太宗李世民是这一时世的推动者，也是“尚法”之风的开启者和倡导者。过去人们总是把唐太宗对书法的推动作用归结于他个人的喜好，其实不然，就其动机来说，更重要的是实现一统以后“居正”的需要。对于王政而言，所谓“正统”，不仅是政治上的一统，还包括法统、道统上的“居正”，也就是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和文化正溯的代表性。李唐由杨隋禅让，具有政治上法统上的合法性，但是，文化道统上的代表性却不是随之而来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承袭东晋，在法统和道统上“居正”；北朝由鲜卑拓跋氏统治，原非中原民族，后虽完成一统，建立隋唐，但想要在文化传统上居于正溯地位，还需要在文化上重整塑造。正是因此，唐太宗弘文修史，改变过去南朝视北朝为“索虏”、北朝视南朝为“岛夷”的偏见，不分华夷而讲“天下一家”，推动南北融合。文字和书法是“经艺之本”，“本立而道生”，他以帝王之尊亲自为王羲之作传，显见其对书法的高度重视。他之所以推崇王羲之，赞其“尽善尽美”，则是因为王书不激不励，具有冲和之象，代表了华夏正统文化风范。在初唐欧、虞诸家中他首肯虞世南，也是因为虞传承王羲之一脉。在其《笔髓论》中，曾引用虞世南语：“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敧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敧，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这段话后被奉为唐楷法度的至理。欧阳询与虞世南同为初唐大家，他师法北碑，兼学王羲之，就楷书法度而言，虞不及欧；就冲和蕴藉而言，欧不及虞。这一点在欧阳询前期碑版《皇甫诞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中可以看出，过于峻劲险峭。到了晚期，欧体的《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寓险绝于中正，化谨严为庄重，方显中庸平和之象，符合唐太宗之意，故“欧体”被尊为楷法之极则。

　　如果说政治上的考量，是“尚法”的初始动因，那么唐代特殊的官员铨选制度，则是贯穿全唐、持续推动“尚法”之风的根本性原因。唐代实行科举和铨选两种选人用人制度，科举及第后还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铨试合格才能授官。据《新唐书•选举志下》记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试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由此可见，书法水平成为取仕的“四才”之一，而“楷法遒美”成为主要的衡量标准。此外，据《唐会要》等史书记载，唐太宗在贞观元年改“修文馆”为“弘文馆”，召五品以上官员子弟，“有性学书而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并敕虞世南、欧阳询等教示楷法。这种官学教育的方式承袭汉代“鸿都门学”，改变了晋人“家传秘授”的教育方式，自此以后京师郡县皆相效法，促进了书法人才的培养。正如南宋马永卿所言：“唐人字画，见于经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见《嬾真子录》）

　　说到唐代的官学教育，不能不提“六学二馆”，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二馆指的是弘文馆、崇文馆。国子监和弘文、崇文二馆不仅开科教授书法，而且专门从事书学研究，有此一举，唐代书法理论研究格外兴盛，水平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仅以书家存世书论而计，唐人就有二十余家，是清前历代中最多的。诸如：李世民《笔法诀》中的“七为七贵”之论、虞世南《笔髓论》中的“契妙”之论，均可谓深得书道三昧；孙过庭的《书谱》、窦臮和窦蒙的《述书赋》，更是精穷旨要，详论义理，成为千古名作。若就法度精研、理论深刻、著述宏富、影响深远而论，莫过于欧阳询和张怀瓘。欧阳询有《八诀》、《三十六法》、《传授诀》、《用笔论》等书论传世，其中《三十六法》以分类解字的形式，按汉字形体细分为“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挑窕、相让、补空、覆盖、贴零、粘合、捷速、满不要虚、意连、覆冒、垂曳、借换、增减、应副、撑拄、朝揖、救应、附丽、回抱、包裹、却好、小成大、小大成形、小大/大小、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短右长、褊、各自成形、相管领、应接”等“三十六目”，并在各个条目之下以字举例，解义析理。《三十六法》不仅首开以形分类、以字析理的论书体例，而且通篇贯彻辩证思维的方法，形成以“中正”为核心，以“却好”为准则，强调“有序”与“合度”，归于“中庸”“和谐”的法度体系。张怀瓘有《书议》、《书估》、《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等书学论著传世，他曾任职于翰林院，时常面圣，《六体书论》即是献圣之作，奉旨修翰林院秘籍《玉堂禁经》，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他的著述涵盖对有史以来历代书法人物的品评、各种书体的源流及变化、用笔结字的技巧和方法，以及书法的原理和规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玉堂禁经》，总结概括了笔法、笔势的原理和技巧，如“永字八法”、行笔“五势”、用锋“九技”、点画随字形变化的“十一异势”和“结裹十法”，周详备至，超越前人，被奉为传世秘籍。

　　“唐人尚法”有“应规入矩”一面，也有“守正出新”之举。自初唐始，士人皆宗欧体。欧阳询《传授诀》要求，“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攲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即质浊”，可见书写之拘谨。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囿于技巧，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丧失个性和前人书写“飘逸之趣”。所以，在中唐时期变法之风兴起，一方面是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兴盛，另一方面是以颜真卿、柳公权相承继的楷书变体。颜真卿初学欧阳询、褚遂良诸家，后生变法意识，“予罢秩醴泉，特旨东洛，访金吾长史张公旭，请师笔法。”（见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又寻访北魏、北齐碑刻，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一反初唐欧、虞、禇、薛诸家之态，形成笔画横细竖粗、方圆并用，结体宽博庄重、大巧若拙，气象浑厚朴实、方正雄强的“颜体”。观颜体《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等作品，如见盛唐建筑，“四梁八柱”沉稳庄重，“飞檐斗拱”灵动轩昂。故后世认为他的楷书代表了盛唐审美风尚。据史料记载，颜体一出即受到追捧，其《干禄字书》刻石，被时人争相摹拓，广为流传。柳公权是中晚唐代表性书家，与颜真卿齐名，有“颜筋柳骨”之誉。柳公权初学王羲之，后师欧阳询、颜真卿，集众家之长，融会贯通，遂成新体。柳体可以说是欧体和颜体的折中，法度多取欧，笔法基于颜，但更多碑刻特点，点画有如截铁，镰利峻劲，中宫紧收，四维开张，神形俊朗，筋骨刚健。柳体变法与当时碑刻和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有关，是双方互激互励的结果。其代表作《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成为晚唐风范，史传当时豪门贵戚为先人立碑，如果得不到柳氏亲书，则被视为不孝。不仅如此，就连外夷入贡，都要专门购买柳氏书法，不然则不显其贵。

　　如同前言所及，唐楷的发展与唐人立碑敬孝的风气直接相关。楷书遒美庄重，比其它书体更适合铭石，大量的碑刻需要又为楷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两者互激互励，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名家碑版为时人学书提供了榜样，自然纷纷摹拓，加之经文传播的需要，基于摹拓的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至中晚唐日益成熟，得到广泛应用。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雕版印经《金刚经》，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又据《旧唐书》记载，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曾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可见雕版印刷当时不仅存在于官署，在民间也已广泛流行。雕版印刷字体追随时尚，前取欧体，后法颜、柳。随着刻印技术的精致化，在唐楷的模板中逐渐融入横平竖直、圭角分明的刀法，从而形成后来的宋版字体，即被明人所称的“宋体”。因于印刷书籍的广泛流传，进入千家万户，唐楷的“楷法遒美”便在世人脑中“定形”，不仅成为效法的典范，也默化为审美的标准。印刷术助推唐楷“登峰造极”，不仅表现在后世千年无人超越，而且在于汉字变革从此而止，千年以来再无新体出现。正像陈振濂先生所讲的那样，“自印刷术发明在唐代遭遇楷书之后，书体史的演变即行终止”（见《楷书成形后书体演进史走向终结的历史原因初探——书法与印刷术关系之研究》）。因为，推动书体变革发展的便捷、易识等实用需求都被印刷等新的技术力量所化解，过去通过改变字体以利书写传播的思路，也被通过改变技术手段以利书写传播的思路所取代，所以唐楷作为代表汉字的“完形”，成为即是“空前”、又是“绝后”的“永恒”。印刷术与唐楷的这种历史影响，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唐人尚法”，但也确实与之相关。

作者简介：
 

　　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