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闭眼投胎，睁眼投师。

　　在我的人生路上，有幸“闭眼”或“睁眼”，遇到几位于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导师。

　　（一）

　　大多数人的人生，或多或少会有迷茫困惑的时刻。进入北大医学部读书时，我学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大学一年级刚刚脱离父母管控，我的生活处于初步学习自我管理的、缺乏目标的混乱阶段，生活学习都很懒散。由于头脑不笨，我早就习惯不太努力就成绩不错的学习状态，偶尔去老师办公室答个疑，考试就能第一第二。家庭生活方面，爸爸妈妈开明且通情达理，我没有原生家庭带来的精神包袱，活得像曹雪芹笔下在蜜糖罐子里长大的贾宝玉一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大一第一学期教高等数学的贺老师很特别。当时北大在推行电子化教学，要求所有老师由黑板板书教学“升级”为完全使用PPT教学。贺老师认为定理、公式需要亲自按步骤推导，才能加深理解记忆，从而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而PPT一页页闪过，高浓度信息快速滑过，并不能提升教学质量。于是他拒绝使用PPT教学，坚持使用板书推导定理、公式，并要求我们记笔记。为逼贺老师“就范”，院里把他从正教授降为副教授。但贺老师依然故我，并没有什么用。“僵持”了一段时间，由于贺老师太受学生欢迎，有关方面只得给他“教复原职”。

　　我很喜欢横眉冷对千夫指、威武屈不得的“不识时务”之人。于是，常常和另一位喜爱数学的女同学，去参加贺老师的办公室答疑小课。某天下午，我们问完问题准备离开，贺老师叫住我俩，郑重地说：“我教过不少聪明的女生，但是她们很多人毕业以后，都选择回归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能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我当时感觉，从刚进大学就一直蒙在我眼前的纱罩，“嗖”的一声被抽走了！于是我下决心振作，着手准备转系，换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去。然后，考到牛津读博，一直坚持科研道路至今。搞科研道阻且长，每次动念想离开学术界时，我脑中都会响起这段“拷问”，便默默为自己加油打气。

　　（二）

　　读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物理化学。大学四年级做毕业设计时，便选在物理药剂学系刘老师组，做胶束理化性质的研究。导师刘老师比我妈妈年轻一岁，对我学业和生活上的指导无微不至。当时学术大佬将科研项目款挪为私用的情况屡见不鲜，且不少人尚未“触法”。但刘老师却对我们耳提面命，谆谆教导：将来建立了自己的组，绝对不可以贪污科研项目基金，要清清白白赚钱。没过多久，陆续有教授因此被处理。

　　日常相处，刘老师还曾教我如何因材施教。她说，组里两位师姐，一位研究能力强，但意志不坚定；另一位实验思路普通，但行动力很强。针对这样的状况，对于容易退缩的一位，刘老师会鼓励她去尝试自己的想法，并一一打消她对每个实验可行性的疑虑；而对于另一位，刘老师会要求她在尝试每一个想法前，先把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前列出，并确立更全面缜密的实验方案，而不是一拍脑门就干。

　　我当时只是一个本科生，有点好奇老师为什么要教我如何带学生？她对我说，总有一天你会有自己的研究组，你不会永远是学生。刘老师把她觉得最有用的经验传递给我。教育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有匡正的义务。她希望她的每个学生，在未来的科研路上，尽可能少走弯路。

　　在我赴英留学前，曾在德国留学的刘老师，因为我不愿考北大的研究生而十分郁闷，并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博士毕业后能够回国。理由简单而朴素：国外可能生活水准要高一点，但是异乡人难有归属感，“面貌”的巨大差别，不是熟练说着异乡话就能抹消的；在他乡努力奋斗，几十年间生活状态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国外地广人稀，交际甚少，孤独感随着年岁渐长，回国以后发现祖国飞速发展，归国的同期生也发展得很好，心理上的落差是非常大的——在哪里不都是做科研，不如回来为祖国做贡献。

　　刘老师讲这话的时候，我还在为马上就能到牛津大学开始新生活而激动不已，心想最好能留在国外。导师言者谆谆，在下听者藐藐。

　　（三）

　　真到牛津读书，才发现国外的生活、科研条件，诚如导师所言，并不多好。生活设施水平维持在上世纪80年代，实验室用的仪器设备也很老旧。英国“脱欧”后，生活质量更是一日不如一日。走在市区主干道上，常被某地区来的难民抓着胳膊逼着“捐款”。我去实验室路过的Keble学院、大学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化学系旁的空地上，时不时就有青少年或者流浪汉聚众，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颓丧且日薄西山。回想当年刘老师的嘱托，发觉当时想留在国外的自己浅见无知。

　　我的牛津大学博士导师，曾以化学系本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并在本校完成博士，再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然后又回到牛津执教。导师话密，金句频仍。英国人又擅长讽刺与幽默，因而针对学校的锐评奇多。譬如，由于自己培养的大部分化学系学生，毕业后不再从事化学研究或化工产业工作（薪酬低、工作强度大），所以我导师“吐槽”说，他觉得牛津大学化学系最大的悲哀，是辛辛苦苦培养的化学专业人才，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留在学术界，其余的全跑去投行、咨询、保险业捞钱去了。导师还在我评价牛津大学“不如我想象中完美”时，趁机“补刀”说，牛津大学之所以举世闻名，不是因为它有多出色，而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大学、机构比它更拉垮，全靠同行“衬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英式讽刺的精髓就在于，虽然嘴上淬毒，但心里的责任感并不缺位。

　　我导师虽然天天“吐槽”系里层出不穷的缺点，但却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培养每一个有潜力成为化学家的青年人的使命。我读博的几年间，几乎所有发邮件联系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生物系学生，都能来我们组进行中短期实习。我无法理解这种行为，这些申请人有些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教育水准堪忧，申请信里甚至还有英文拼写错误。培养这样基础薄弱的实习生，很浪费我们的时间精力。等教得差不多能上手干活，这些学生的实习期也结束了。这种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正比的活计，我是断不会干的。导师却说，作为牛津大学的教授，除了培养顶尖的精英，也有义务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化学科研教育，所以他愿意给任何一个想来实习的学生在牛津交流访问的机会。

　　博士一年级结束，我马上面临“开题”考核，十分紧张。导师问我，你认为“开题报告”考核的意义是什么？我说，我觉得它是行业大佬考核初阶研究者，是否具备进入博士阶段基本研究水平的考试。导师说，对你而言，“开题”考核，“结题”考核，毕业论文答辩，都不应当作“考试”，而应该看成是自己向同专业从业者，展示科研成果的最佳时机。他说，读到博士阶段，每个人的课题都十分专精，你就是全世界做这个课题最专业的专家，即便高阶考官也不会比你更了解你的课题；所以你要轻松且自信地去向他们介绍你一年间的科研成果，而不是惴惴不安地担心万一考不过怎么办。

　　这种心态的转变，让我对自己的科研工作信心大增，“开题”报告、“结题”报告与毕业答辩，一个个顺利通关。

　　（四）

　　“新冠”疫情期间，我回到国内。后来在深圳开始博士后工作，幸运地遇到一位完美的博后导师。

　　导师年轻，睿智，自律，逻辑清晰，卓有见地，决断力强且情绪稳定，是一位没有弱点的“六边形战士”。他在美国的MIT读生物及计算机双学位，随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合成生物学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算是业界精英的标准履历。随后，他来到中国加入上海一家知名生物公司，做技术负责人。在生物产业界的工作经历，使他见证了这一领域的周期性浮沉。在完成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产业项目后，他在公司上市前夕离开产业界，重回学术圈建组，做自己想做的对人类有用的合成生物学研究。

　　我看到他在Nature Careers上的博士后招聘广告，立刻发邮件应征，并迅速商定了工作协议。但是，由于牛津博士导师挽留我在自己组做研究工作，爸爸也嘱我尊重导师安排；权衡多方意见，无奈只得放了博后导师鸽子。又过去了一段时间，我思来想去，还是想到博后导师手下工作，于是在一年后，再次申请他组的博士后职位。我导师竟爽快地收我做弟子，完全不计较前一次的失信行为。换位思考，反求诸己，我无法像他这样大度。我钦敬导师的胸襟。

　　在做博后的三年期间，我从未见过导师休息。每天高强度工作12小时，周一到周日，全年365天无休。每周五上午，是本组的组会时间，即使“海枯石烂”，我们的组会也不会断。即便有事，导师也能做到随时为我们提供科研指导。有段时间，导师周末在驾校学开车，我打电话跟他讨论实验遇到的问题，还能听到背景里断断续续的驾校广播噪音。我个性本来有点散漫，看到比自己灵光，且成功万倍的前辈如此自律，顿时受到感召，督促自己不敢懈怠。

　　导师对待科研极其严格，一丝不苟。我在深圳这边的研究所做的课题很小众，几乎找不到和我撞题的伙伴。博士导师觉得这个课题很难做成功，可行性不高。不过，博后导师觉得我的思路科学性可行，虽然操作起来定会困难重重，但是值得一试。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的博士后第二年一直在收获阴性结果，一整年课题的推进进度为0%。我也没有申请获批任何基金，全靠导师和组里其他小伙伴申请的科研基金接济，才能维持研究。换成其他任何一位老师，这样的课题早就被叫停了。然而，在面临数次失败的时候，我导师也没有砍掉这个课题。他在每一次看我拿到和自己预期相反的实验结果时，都推着我思考出现问题的所有可能性，并要求我设计实验，一一排除或确认问题的根源。这迫使我仔细地梳理自己的科研知识体系，修正对基础概念的认知，并厘清最符合逻辑的、能够解释所有异常观察的科学规律。

　　在我导师这里，我不可以回答“我不知道”，我只可以回答“我目前没想明白，我先回去查查，有进展了做PPT发给您”。而且，他真地会在未来的几周里，跟进你的思路进展，持续帮助解决你遇到的每个问题。我说的每一句话，在导师这里都有回响。对我导师而言，即便课题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与一开始的假设相反，实验结果也是有意义的——这些结果让我们离研究背后的真理更近。

　　科学本就不是追求成功的学科，它只是追求真理的学科，仅此而已。

　　这和我在牛津的学习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在博士期间，我已经习惯了面对无法解释的实验数据说“我不知道”。毕竟科学研究充满了未知，这很正常。

　　我的博后导师让我意识到，无法快速得出结论的问题，在仔细辨析、查阅资料和头脑风暴后，是有很大可能获得破解的。所以，一开始就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科学现象，而是要不断地自我质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异常值，它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正是我导师这种强烈的不满足感，激起我的科研好奇心，推动着我更为深入地思考遇到的每一个科研“痛点”，在脑中无限咀嚼那些我实验中遇到的异常观察。

　　和我的博后导师一起做科研，让我体会到钻研科学问题最本真的快乐。沉浸在快乐中，当初困惑我的研究项目，已然有了“眉目”。

　　导师们，是我人生的贵人。

　　在北大，贺老师教我坚持自我，不放弃事业；刘老师教我正直做人，对学生要因材施教，并希望我能学成归国。

　　在牛津，博士导师教我学术自信，向我普及教育有兼济天下的使命。

　　在深圳，博士后导师悉心培养我对未知的不妥协，给我不懈追求真理的源源动力。

　　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常常由于“我生的”，便赋予高于其实际能力的企望。而这些顶尖学府与科研机构的导师们所寄予的厚望，却让本来陌生、仅能短暂与之相伴的我们，渐渐相信也许自己真有如他们所愿的潜力，能够为这个世界作出杰出贡献。导师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因为他们太过于清楚，改造世界的重担是代代相传的，每一代人只能肩负自己的使命走过一段历程。

　　教育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代际间的传承。

　　难忘师恩。我的每一位导师，以及他们的教导，都在我身上留下深深印记。我会带着这印记，在未来的某一天，将这些美好的期待与品格，传递给我的每一个学生。

　　李雨书，北京大学学士，牛津大学博士。现在中国科学院深圳某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工作。2018年在牛津大学读博期间，与父母一起创办《谚云》公众号，并撰写《牛津日记》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