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自产生以来就以一种超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互为矛盾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世界。言之“无所不能”的中国武术，谈之“战无不胜”的拳术，用之“各有所长”的流派，战之“不堪重负”的武艺。总之，对于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武术，其优秀的一面总是表现的那么光鲜，其问题的一面总是呈现的那么羞涩和难于起齿。就其原因，在我看来是由于中国武术作为一门具有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技术，作为一种促进人类健康的手段，作为一种追求长寿的方法，总是在寻求着一种理想的模式和方法，而使得业已成型的中国武术技术远离了实用。
就其原因，在我看来，是由于：中国武术从原始的格斗搏杀技能走向以套子花法以至后来的拳种流派的进化形成过程中，其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和控制地位。而最具“技击价值和意义”的“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所占比例不断缩小的原因而导致的。
王岗教授在做学术报告
众所周知，中国武术产生的原点、起点来自于人与动物、人与人的安全保护和生命搏杀，其所产生的伊始总是通过攻防能力的大小来评价其优劣和良莠。只是到了明清之后，到了火器产生之后，加之人与人之间的搏斗、搏杀受到了文明社会的“限制”之后，才开始走向了完全的花法套子的存在状态。而如何继承这种流传已久的“搏击”与“格斗”文化，中华民族选择了“套子”模式和范式。并因此就开启了中国武术的新的文化体系建构。这种建构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拳种和流派”，这一点在众多的中国武术史研究中早就得到了证实。“明清时期是中国武术集大成的时期”的科学结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的真理性。
也正是这种“集大成”的中国武术发展，就使的那些实用的招、法、技开始了“集”的生命运行。在这里“集”应该是有“组织”一词的意义，应该是有“集合”一词的蕴涵。所以，在那些武术人的哪里就开始了按照“人”的认知和理解，开始了将搏击、搏杀实践中那些优秀的招、法、技在自己个人的意识作用下把它们“组织”与“集合”在了一起。形成着诸多长短共存、内外具有、南北各异的“武”的存在形态。到了这里，只服务于搏杀、搏斗、技击取胜和战胜的原始技击技术和方法，就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只纯粹为了“打和战胜”而存在。而走进了一个以个人认知为基础的理想化技击范式和框架之内。这一过程从今天的科学学术术语来看，就是实用主义理念的弱化，理想主义强化并主宰“武文化”发展的结果使然。
中国武术“理想主义的强化”和“实用主义的弱化”，从社会进步的视域来审视它的价值转向，毫无疑问就是对“武文化”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进步结果。从今天优秀文化评价标准和意义出发，中华民族对于“武文化”的转化无疑是正确的。它改变了人类世界和中国人“武文化”存在的多样性发端，它开启了“武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赏识，它融汇了“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勾连。
其实，在我对中国武术的实际研修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中国武术的“纯理想主义”的存在，更没有感觉到“实用主义”的完全消解，只是认为中国武术一直是走在“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一门技术和学问。因为，“根据西方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人类的基因中有动物的基因核，它决定着我们的一些行动”（梁晓声语）。所以，作为动物的人对于“武文化”的理解往往偏重于“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显得极其合理了。但作为文化的中国武术，它不只有存在于“实物”与“器物”层面的意义、价值、功能和作用，它还有“中间层”和“核心层”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就出现了“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理想主义”价值和意义。
其实，对于任何人与事、物质与文化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价值意义理解和喜好，都是由“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所主宰和决定的。这一点在中国武术的文化演进过程中尤为凸显。理想主义者试图使自己的拳种能够成为“百无疏漏”的技术体系，实用主义者更强调于自己所习练的武术能够“招招制敌”与“式式必杀”。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思维，是一种在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左顾右盼和制衡。两者的兼而有之，为中国武术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具有魅力的空间。“理想主义”在中国武术的文化进程中作为一种参与群体的追求，建构起了一个美丽的“盛景”;“实用主义”在中国武术的文化进程中张扬着一种精神，建构起了一个务实的“场域”。这个美丽的“盛景”，激发我们的思考、研究和创新，这个务实的“场域”，鞭挞我们务实、践行和坚持。
“实用”和“战胜”的中国武术，“理想”和“完美”的中国武术，共同建构起行走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中国武术文化的优秀品质。也深深地为中国武术的文化镶嵌上了一种显著的文化特性，这个特性在我看来就是：中国武术是一种行走在“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互为张力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
（作者：王岗，武汉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北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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