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行动书写的入党申请书

　　我的曾祖父是从高丽国迁至天津经商的，买卖做得风车斗转，传到我爷爷辈时日本鬼子来了，内忧外患，家道中落。

　　父亲十四岁那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了。父亲跟着大哥，带着六弟和七弟，每日食不裹腹。

　　有一年，遇见国民党的军队招兵买马。父亲向招兵的人询问，当兵管饭不？回答说管。他又问，管饱不？回答说，管饱。

　　于是父亲乐了，说那我也来一个。招兵的人见他身子矮瘦，又问了父亲的年龄，决定不收。

　　父亲的肚子又饿了两年，之后遇见八路军招募新兵。他报名时又问了同样的关于管不管饭和管不管饱的问题，得到的答复也一样，不同的是结果。

　　就这样，父亲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在胶东跟日本军人作战，父亲表现得很勇猛而忠诚。

　　战斗异常惨烈，父亲所在连排的兵员死伤严重，父亲命大。

　　一天，子弹如雨倾泄，父亲在战壕里对敌射击，他的排长拖着一条鲜血淋漓的伤腿，来到父亲的身边。

　　排长大声问我的父亲，你想入党吗？父亲说，什么？党什么的是个啥？排长说，入了就是党员，就是带头打鬼子、让天下穷人都吃上饱饭的人！

　　父亲这回听清楚了，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父亲问，你是党员吗？排长说，我入了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大声说道，那我，也来一个！

　　父亲十九岁入党，八十九岁离世，党龄整整七十年。可是在父亲厚厚的档案里，有很多立功嘉奖的资料，也有处分记录，却没有一纸入党的申请书。

　　二、当了陆军又去当空军

　　父亲不仅当过陆军，后来还成为我军第一批飞行员。父亲说他自己不仅命大，运气也好。

　　父亲所在的四野的那个团，一千多号人，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在建国前夕被选为飞行学员。他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体检外科的时候，父亲和他周围浑身满是硝烟气味的战友们站成三排，领队命令道：全体注意了，脱光衣裤！

　　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动作。领队又重复了一遍，依然无人从命。领队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儿？父亲身后一个大个子机枪手大声说道，有女的！

　　在场的医护人员都笑了。领队介绍说，这位女医生是苏联红军派来的航医，是医生，啥没见过？

　　于是体检开始，一名英雄连的连长被检查出少了一个睾丸，连长说是被日本鬼子打掉的。随他怎么解释也通不过。

　　这位连长沮丧地走出体检室，临出门还大声吼道，少个蛋都不影响生儿子，不影响打鬼子，还影响上天不成？

　　一名老兵被查出扁平足，就是脚心无凹是平的，结论当然是不合格。他吼叫的声音更大，他喊道，你们说我这双脚不能走远路，放狗屁！老子千里跃进大别山，难道是你们替我走的？！

　　在航校由于成绩优异，父亲被第一个放单飞。飞机刚一着陆，苏联教官就跑过去抱住父亲一阵亲热，父亲回忆说，他的脸被苏联大胡子扎得生疼。

　　几天后的毕业宴会上，父亲跟他的大胡子教官学会了喝啤酒，这个爱好被他保持终生。

　　有一次我问父亲，你为什么没有去抗美援朝，像王海、张积慧他们，如果那样说不定会成为战斗英雄，也当个军长司令什么的。

　　父亲平淡地说，飞行技术好的学员才有可能留在航校当教员。他说这话的语气透出一丝自豪和骄傲。

　　父亲在空军第二航空学校服役终老，从事教学和领导工作，到56岁才停飞，桃李遍空军。

　　三、房东大娘为父亲改名换姓

　　那一年，日本鬼子进行空前的大扫荡，硝烟和乌云笼罩在胶东地区的上空，经久不散。

　　父亲在紧急撤退中，小腿中弹，伤及骨头，不能再走路了。

　　部队决定把他藏蔽在大沽河畔一个叫臧庄的村子里。

　　父亲记得房东大娘年纪不算大。虽然说还比较年轻，也都按队伍上的习惯叫她“大娘”。

　　大娘把父亲安置在后山的地窖里，把一叠煎饼也带进地窖里，用盐水把父亲受伤的弹口清洗干净，临走前她还给父亲改了姓名，姓臧。

　　她对我父亲说，如果你被鬼子搜出来，就说是我的近房堂弟，走亲戚时在山上被流弹击中的，怕让人误以为是八路，这才躲在这里。

　　她一再叮嘱道，一定要记住，你姓臧。

　　后来日本人走了，父亲年轻，能吃能睡，腿伤也很快痊愈了。

　　归队后，父亲一直延用年轻的房东大娘为他取的名字：臧友义。

　　组织上曾劝他改回原名，但说什么他都不肯。父亲说，这个名字多有意义呵，是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哩！

　　这个姓名，父亲一直用到抗战胜利，用到解放战争，用到建国后，用到去世。

　　父亲本姓是朴。我的大伯、叔叔、姑姑，都姓朴。我的堂哥、堂姐、堂妹、堂弟，也自然都姓朴。

　　可是在朴家的宗谱里，我和我的兄弟，我的妹妹，都姓臧。

　　我的儿子姓臧。

　　我的孙子也姓臧。

　　四、在兰叔叔相片前摆上啤酒

　　记得在我少年的时候，父亲常去北京开会或者疗养，有时会带上我和我的母亲。

　　有几次，他们带我去过兰叔叔的家。母亲会先去买一网袋时令水果，父亲会去买一瓶青岛啤酒。

　　母亲陪着兰叔叔的爱人聊天，相互看着，她们有很多的话说，这时候的父亲会静静地走到客厅的一角，那里的小桌上放着兰叔叔的黑白相片，相片前放置着一个棕色的方匣子。

　　父亲用双手把买来的啤酒立在匣子前边，缓慢后退一步，向相片里微笑着的兰叔叔，敬一个庄重的军礼。

　　这个情景，至今我仍然印象清晰。后来我得知，兰叔叔也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教员，是父亲最要好的战友之一。

　　父亲告诉我说，兰叔叔是飞行理论和飞行技术都非常精湛的教员，在一次飞行训练的过程中牺牲了。

　　教练飞机有前后两个驾驶舱位。那天父亲在后舱，兰叔叔在前舱，在空中，发动机突然起火了。

　　兰叔叔让我的父亲先行跳伞，讲好他随后跟着弃机跳伞。但是，兰叔叔并没有伞降，他驾驶着烟火浓烈的飞机尝试着陆。

　　都知道，空军组建初期的一驾教练机有多么珍贵。兰叔叔驾机着陆时不幸冲出跑道，因伤势过重失去了生命。

　　兰叔叔爱看书，爱跳苏式交际舞，浪漫而忧郁，母亲说我的名字就是兰叔叔给取的。

　　五、从雪白走进油菜花的金黄

　　1970年的冬天，我们全家跟随父亲的部队换防，从遍地白雪的长春市迁移到四川省的夹江县，一个被如浪的丘陵环抱的地方。

　　很多随军家属是当地人，母亲也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站台上的人很多，都说着叮嘱的话儿，女人细微的抽泣在相互传染。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听说四川很穷，很多人都在外省讨饭度日。车上的母亲久久地攥住窗外我姥姥的手，俩人一直在流泪。

　　父亲对我姥姥说，您就放心吧，到哪儿不是生活？到了就给您来信，让他小姨念给您听。

　　军列徐徐启动了，外婆小跑着追赶我们。她那双三寸金莲的小脚，倒着碎步，给我留下难以忘却的画面。

　　车过秦岭，遍野葱绿，父亲很高兴的样子，对一路上话语不多的母亲说，你快看，这是多么漂亮的地方啊！

　　家里在长春煮饭是烧天燃气，一根火柴成就一顿饭，到了夹江是烧煤球。父亲教我搓煤球，教我放多少黄泥，加多少水。

　　父亲的脸上、手臂上时常挂上煤灰，就这样他也不肯让战士们帮忙，尽管当时他已经是一团之长了。

　　到了三四月份，营区周边的油菜花开了，一片又一片相连着如金色的波浪随风起伏，连军营的空气中也飘荡着淡淡的甜味。

　　母亲说，四川这里的红薯有红芯的，好看比老家的甜。父亲说，我没说错吧，到哪里都是生活。

　　母亲不再过度地思念家乡了，她和我的父亲一样，开始喜欢这个被称为天府之国的省份了。

　　六、青山白发间流过的岁月

　　兴城，灌县，青岛，大连……常听见父亲在即将去疗养时提到这些地名。

　　飞行员有一年一度的疗养假期，父亲去的最多的当数灌县空军疗养院。他喜欢那里的绿水青山，蛙鸣鸟唱，菜花儿黄。

　　我曾经跟母亲开过这样的玩笑。我说疗养院里女护士那么多，你就没担心父亲跟人家好上？

　　在这一点上母亲认为她是自信的，还说给你爸吃个豹子胆，他也不敢，你别看他飞行的胆子贼大。

　　父亲疗养归来，总会给我们兄妹三人带回些青岛鸭梨、灌县弥猴桃什么的，还有空勤灶发的巧克力糖。都是他舍不得吃，攒下来的。

　　父亲去临汾改装飞行，有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他。见到他时，他躺在北京空军总院一张洁白的病床上。

　　他在训练伞降时把腰摔伤了。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我在空降兵15军服役八年。

　　灌县位于四川省的川西平原上，四季温和，夜里常下小雨，草木在冬天也都是绿晶晶的油亮。对于刚刚离休的父亲，是回天津老家还是留在成都，一时间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

　　只好由家庭会议决定。父亲说，他喜欢这片土地，不想走了，死了就埋在灌县的青城山上吧。

　　父亲在成都安度晚年。灌县的名字已经改叫都江堰市，距成都四十多公里。

　　我在那里前山的山麓，买下一套精装小户型的公寓，夏天常带着父亲去避暑。

　　每当汽车临近当年的灌县空军疗养院，驶过有哨兵的大门，后座上的父亲总会双眼一亮，向院子里张望。

　　他会张望许久。父亲雪白的头发，被车窗外的山风吹得有些凌乱，舞动的雪白，映在山峦翠绿盎然的背景上。

刊于《解放军文艺》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