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庆的历史肇始于渝中半岛，故渝中半岛有重庆“母城”之说。

　　在重庆博物馆，我看到一幅渝中半岛早期地图，感觉那是一粒“种子”的形状，在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之处，孕育出了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一百年解放碑。

　　而这粒种子的胚胎是由炎帝孕育而来的。

　　据《四川通志》云：嘉陵江“源出大散关西南嘉陵谷”而得名。在陕西省宝鸡市秦岭之巅，一山发两河。北坡孕育清姜河，南麓发源嘉陵江，分别流入黄河和长江。从北坡流下来的清姜河，古称姜水，相传人文始祖炎帝部落，在秦岭一带尝百草，教民稼穑五谷，死后就葬在嘉陵谷。嘉陵江的名称，就与此谷有关。嘉，为善美之意；陵，为炎帝之墓；江，为源此之水，古人取名为嘉陵江，意为源于至善至美之陵、润泽万物的大江。

　　嘉陵江，古时在今重庆合川区以下，与渠江合流后，通称渝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渝”解释为，水由清变浊，由净变污。因嘉陵江含沙量大，水质浑浊，唯此，就冠以“渝水”。“俞”有“捷径”之意，引申为“捷径水道”。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吟咏渝中的第一首诗，是25岁的李白，顺大江东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留下了“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千古名篇。

　　重庆又称“巴”，为何称巴呢？这与西周时的巴国有关。巴国为姬姓封国，初在汉水流域，以勇猛、善战而闻名。巴人军队在参加周武王讨伐商(殷)纣王战争，总是一边唱着进军的歌谣，一边跳着冲锋的舞蹈，勇往直前，古代典籍之“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后遭楚国鲸吞，举国沿汉江而下、入长江迁徙巴山。在高山深壑之间，朝出于原始森林，暮宿于绝壁悬空，或肩扛脚行，或负缰于水，与山月为伴，和落日为伍，迁至重庆一带，古巴国得以延续。巴人经大山大川的陶铸，炼就一种顽强、坚韧和骠悍的性格。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改设巴郡，郡治江州。曾师从鬼谷子的张仪屯兵驻守，调集士兵和民众大规模筑城，故有“仪城江州”之说。隋代设渝州，宋朝改渝州为恭州，淳熙十六年（1189）赵惇被封为恭王，不久又登帝位，是为光宗。《中国地名词典》载：“（光宗）于绍熙元年升恭州为重庆府，自诩‘双重喜庆’。”重庆正式得名，简称巴和渝，一直沿用至今。

　　千载以来，嘉陵江浩浩汤汤，出崇山，穿深壑，朝出泰岭，暮至巴国，奔腾汹涌，纵横干里，与长江汇流；两条大江遗传了炎黄的基因，流淌着先贤的血液，环抱浸润着重庆。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合成重庆；通达为渝，聚合为中，合成渝中；重庆的渝中，渝中的重庆，“涅槃”共生。历史的波光粼粼，精神的光辉灼灼，充盈着重庆的“根”和“源”。

　　（二）

　　在渝中区，在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环抱下，矗立着一座“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它像历史的“棱镜”，折射着重庆近百年历史的烟云和时代的嬗变。

　　鹅岭，原名鹅项岭，地处于长江、嘉陵江南北挟持而过的陡峻、狭长的山岭上，形似鹅颈项，故而得名。在鹅岭公园、原澳大利亚使馆内，我驻足观看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其中有重庆抗战的片段。这部纪录片是由美籍华人李灵爱策划并出资，美国人雷伊·斯科特在1937年到1940年摄制的。1941年，在纽约上映，这部记录中国抗战的影片，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获得第14届奥斯卡纪录片特别荣誉奖。

　　在长达十几分钟的片段里，在一帧一帧、一句一句的解读中，一个有“魂魄”、有“温度”战时重庆，随之鲜活起来，心底涌起了不可名状的情愫。摄影师在浓烟和火海中，记录下了1940年8月19日到20日，日军出动370架军机，对重庆的学校、教堂、医院、市政、民宅、街道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实况。让人感动和震撼的是，当山城挂起红灯笼时，意味着敌机已经来临。大街上，一位穿着蓝色旗袍的女士，打着太阳伞，神态自若地向防空洞走去。

　　灰蒙蒙的天空布满日机，200多吨炸弹呼啸而下，整个渝中半岛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片片民房化为废墟……在灭顶之灾到来之时，穿梭在大火和废墟中的重庆人民，“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悲观绝望，只有坚定和不屈”。在刺耳的警报声中，与撤退人潮相反的，是一队队消防员、救护员，逆向而行。当日本飞机离去后，首先出现在镜头里的，是在大火包围中进行自救者，明知杯水车薪，仍以血肉之躯奋力灭火。在残垣断壁上写下“愈炸愈强”的标语，晚上每一家门口，必挂一盏灯，上面写着14个墨字：“父传子，子传孙，生生世世，勿忘此仇”。这座倔强的城市，不但抵御住了日军长达六年零十个月轰炸，还向前线输送了96万名官兵，成为与伦敦、莫斯科齐名的“二战”英雄城市。

　　1941年，民国政府在渝中督邮街广场中心，建起一座七丈七尺高的抗战精神的建筑物——“精神堡垒”，寓意七七抗战，旨在激发全民族的抗战决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空袭被毁的原址，重建“抗战胜利纪功碑”。

　　无论是“精神堡垒”，还是“抗战胜利纪功碑”，都诞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自然见证着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再到蒋家王朝灭亡的历程。而红岩、曾家岩、虎头岩的“红色三岩”，便是对这段历史纵深背景的“诠释”。

　　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走进红岩村，感觉每一个物件都有着它背后的故事。位于岔路口的黄葛树，是当年红岩村重要的路标，曾流传着这样的话，“走红岩，投八路，抬头先看黄葛树”。重庆的初夏，天空像是被洗过了似的，清澈而透亮。黄葛树荫中偶尔传来几声鸟雀的鸣叫，与透过枝桠的阳光糅合在一起，显得恬淡而祥和。

　　在这恬淡祥和的背后，回眸历史，有多少共产党人为了今天的这份恬淡祥和，而慷慨赴死、血洒沃土；又有多少仁人志士在这里毁家纾难、无问西东，就好像红岩广场那一级级石梯，崎岖陡峭，每一级都重叠着带血的印痕。红岩村“国人之楷模”的饶国模；曾家岩周公馆的“雾都”灯光；桂园国共两党就中国前途和命运历史性的较量；虎头岩《新华日报》记载的风云激荡，已深入到这座山城的肌理之中。

　　1949年重庆解放之后，“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重庆人称之为“解放碑”。解放碑通高27.5米，呈八面柱体，由台基、碑座、碑身及钟楼组成。五月的风一吹，解放碑旁的一株蓝花楹绽放，满树繁花映衬着解放碑。每一朵心形的花瓣，就成了一种力量、一份情结、更是一个象征的印记。

　　蓝花楹，在解放碑的钟声里，花开了，花落了，从未间断。解放碑像是一位默默的守望者和记录者，守望着山城的历史，记录着此时此刻的繁华，也将记录着山城未来的每时每刻。从最初的“精神堡垒”到年创造数百亿元GDP的中央商务区。那些背包客，土著，白领高管，棒棒，外来移民，小摊贩，构成了解放碑的多元化，这样的多元化和纽约，曼谷，香港，北京，上海，并无二致。从“母城”最高的地标式建筑到如今最矮的建筑，解放碑一直见证着历史。每当夜幕降临，解放碑亮起来了，接着点亮整个山城——

　　那是渝中之光。

　　那是重庆之光。

　　更是大江之光。

　　（三）

　　山城的烟火，可以盛大成一条江。

　　渝中“母城”依山就势，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由下到上，参差错落。老城建筑多以条石为础，白墙灰瓦，有的甚而凌空架木，构成颇有特色的吊脚木楼。以十八梯、洪崖洞、山城巷等地最为著名。十八梯是连接渝中母城上半城和下半城的一条长石梯。据传明时，此地有一口水井，甘冽清甜。因水井距居民住地正好有十八步石梯，名自井始，街以名传，人们便称之“十八梯”；洪崖洞，山崖悬挂着一个吊脚楼群，它们悬于崖壁边，飞檐翘角，吊脚凌空，缀在瓦梁，嵌入砖缝，一层有一层的景致，一层有一层的韵味。白天仿佛赏一幅“壁画”，晚上犹如观一帘灯光的“瀑布”。临窗而坐，水天一色，大桥横江，仿佛推窗就能放入大江来。

　　山城巷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时期，依山而筑，沿崖而上，几乎全由梯步组成，独具山城地貌的美感。重庆开埠后，法国传教士来到山城巷，沿着巷道立杆点灯，每到傍晚，一盏盏路灯在半山腰依次亮起，照亮行人回家的路，由此得名“天灯巷”“天灯街”，后改为“山城巷”，是重庆唯一一条以“山城”命名的街巷。

　　循着岁月的青石阶，一步一步寻觅。木工、裁缝、掏耳、修脚、针头、麻线、烧饼、小吃，各种悠闲散漫的小生意应有尽有，散发着浓浓的市井气息。一炉，一壶，一案，一、二知己，相对而坐，喜乐忧烦，家国天下，慢慢聊来；闲看写在灯笼的重庆方言，诸如：“要得”——好的；“落老”——掉了；“勒里”——这里；“耙耳朵”——怕老婆；“卡卡过过”——角落里面；“哈戳戳——傻乎乎；吹垮垮——聊天；打王逛——游手好闲等等，感受着一种久违的“巴适”。再吃上一碗重庆小面，听重庆人或风趣，或幽默，或机智，或鲜活的方言俚语，真切体味到了山城的味道。

　　夜幕降临了，一盏一盏灯亮起来了。

　　从朝天门码头，乘坐“朝天皓月”游轮，去感受大江“脉搏”的跳动。凭栏临风，自然想起那首诗，“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璀璨的灯火，倒映在江面，大江像一条流淌的彩线，串联起大江的一石一木一矶，一村一镇一城，那是大江文化的标点；又像是一根脐带，深深地扎进中华腹地，那是大江生命的根脉。在渝中半岛看大江，在大江上看渝中半岛，从远古走来的大江，日月千秋照，江河万古流，浩荡奔向东海，挽起了大海的潮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