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与书友闲话，谈及时下“守正出新”话题，不禁想到古人所言的“守正循检”和“因事制权”，窃以为讲清这个话题，对于理解“守正出新”大有裨益。
“守正循检”和“因事制权”，是古代书法理论中的一对重要观点，出自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的古文《字势》赞，原文为：“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卫恒所赞的“古文”，是指被秦始皇废弃的齐、楚、燕、晋等国文字，参照体是周、秦籀篆，相对于籀篆而言，“古文”即有“守正循检”的一面，也有“因事制权”的一面。所谓“守正循检”，意即恪守正道遵循规矩；“因事制权”，则是随事权衡相应变通。之所以说两者是“一对”书学观点，是因为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书学倾向，而且共同反映了书法发展内在的矛盾运动规律。时下倡导的“守正出新”，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承续，所不同的是，相对于“因事制权”而言，多了一些追随时代发展的自觉与主动。
“守正循检”和“因事制权”在古人书论中是常见的话题。由于古人立论大多以正本溯源为目的，故“守正”是前提，“权变”从其后。现存最早的东汉时期的几篇书论，大体上都是这样，其中最有代表性且最具影响力的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卫恒作《四体书势》，深受许慎影响，可以说是许文的延伸和展开。许慎所处的后汉正是今文经典学派和古文经典学派激烈论争之时，这场争论由文字而起，今文经典以隶书记载，古文经典以先秦六国古文记载，许慎属于古文经典学派，主张根据字源字义客观地解释经义，反对今文经典学派不做古文字源考据，任意引申比附，甚至曲解文字而篡改经义。许慎有句名言，即：“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许慎的这段话，不仅道明了其遵循孔子“本立而道生”的思想，立志写作《说文解字》以正本清源的目的，而且也表明了在文字上“守正”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说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呢？这就是许慎所言“至赜”即深奥之处，认清这个问题，也就能够明白在文字上“守正”的意义。
先看何谓“经艺之本”。许慎在《说文》中将文字的起源列举为三，即：庖牺氏作《易》八卦，神农氏结绳记事，仓颉氏初造书契。这种说法源出先秦经典，例如《尚书》序言中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如《易经•系辞传》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据前贤经典作了归纳，但是，把八卦与文字起源联系起来，则由其肇始。《易经》“三古”，相传上古时伏羲受“河图洛书”启示而演成八卦，中古时周文王重八卦而推六十四卦，下古时经孔子注释而成书。从《易经》成书的过程，即可说明“文字之所起，与八卦同作”。唐人张怀瓘有一个解释，称：“夫卦象所以阴隲其理，文字所以宣载其能。卦则浑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变化；文能以发挥其道，幽赞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万物之根”（见《书断》）。在张怀瓘看来，八卦已在冥冥之中默涵文字立象表意的功能，故为“文字之祖”。近人章太炎一九三五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释《说文》演讲稿中也有一解：“居今而言，八卦与文字未必有关，其（许慎）所以首举八卦者，大抵初造之文，有若干字取诸卦象”（如“水”字取于坎卦，“火”字取于离卦，“气”字取于乾卦，“州”字取于坤卦）。随着今人对《易经》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卦与早期文字具有关联性已成为共识，具体表现在它们都是一种契刻的表意符号，而且重组推演的每个卦象都直接或间接的与文字相对应。关于“神农氏结绳记事”与早期文字的关系，史上大致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文字出现之前，结绳是人们用来记录时间日程、交易数量的普遍方法，随着社会活动和交易行为的日益频繁，掩饰作伪的情况越来越多，客观上要求用新的记事方法来取代，于是就有了信誓约束的“书契”。“故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契为信不足，书为言立征”（见张怀瓘《书断》）。再一种说法是，早期文字除了以物为本的象形指事以外，也有记录交易的结绳之象和“裹结”特征。关于“仓颉氏初造书契”，许慎作了详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他的这段话，讲清了“文”与“字”与“书”的特点和相生关系，以及经过“五帝三王”时期“改易殊体”的变化。所以说文字是“经艺之本”，释前贤经典、续往圣绝学，必须“守正”，不为“改易殊体”所误。
再谈何谓“王政之始”。东汉班固在《汉书》中称：“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尚书》、《易经》之所以称“古者庖牺（伏羲）氏之王天下”，就在于伏羲开启了始于“八卦”的书契文字，从而使族群脱离野蛮愚昧，进入了“文”化天下的文明时代。这是许慎所言“王政之始”的本意。如果说“三皇五帝”之事过于久远，传说多于考据，那么类似的记入信史的后世之事也比比皆是。见于《说文》的就有以下数例：《周礼》规定，八岁入小学，学“六书”造字之法，以本文字之根。及至周宣王时期，为复兴周制，解决各地文字异形问题，而令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以正文字，形成史上最早的蒙学课本《史籀篇》。然而，“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令李斯等人省改史籀大篆为小篆，作《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成为统一文字的字书典范。汉初《尉律》规定，学童年满十七岁以上开始参加考试，能正确诵读九千字者，才能入仕任史吏。两汉也继承了周、秦编字书、教小学、正文字的做法，在“秦三仓”的基础上先后编成《仓颉篇》、《训纂篇》和《滂喜篇》，合称“汉三仓”。以上诸例皆说明，正文字历来为“王政”要事，周秦两汉时代正是奴隶制解体和封建制形成时期，也是文字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基于政治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守正”与“权变”，正是文字发展矛盾运动的原因。
由上可见，许慎《说文》的正本清源，一直追溯至上古造字之初。那么，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守正循检”是否就是以古为“正”，以古为“本”，甚或说古人的写法就可以遵循，如同时下流行的说法在古人书法遗存中“有出处就可以”呢？其实不然，不能一概而论。如前所述，周宣王令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目的是纠正各地文字讹变异形，然而“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史籀篇》影响仅及王畿千里。及至平王东迁，王权衰落，七国争霸，文字也随政治“分崩离析”，遂有王国维所作“西土”和“东土”文字区分，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所谓“西土文字”，指秦国文字。周室东迁，秦人继居关西周室故地，承袭籀文大篆，与商、周古文字一脉相承，在文字学上被视为正宗。“东土文字”，指齐、楚、燕、魏、赵、韩六国文字，所行字体虽源自商、周古文字，然而受地域性影响，异体杂糅，变化不一，与秦系籀篆差异较大，故六国文字又分为齐、楚、燕、晋“四系”。秦始皇“书同文”、“焚经书”后，六国文字几近绝迹。及至“孔子壁中书”的发现，“东土文字”才再度面世。“孔子壁中书”，是指西汉鲁恭王刘余为扩建宫室苑囿，破坏孔子旧宅，于墙壁中发现孔子八世孙孔鲋所藏《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之事。“壁中书”所载字体形同蝌蚪，与周秦籀篆相异，原本秦篆更接近商周古文，而且孔子也在史籀之后，但因“壁中书”字体废弃已久，后人多难辩识，加之贵为圣贤经典，以尊古故，汉人将其称之为“古文”。班固作《汉书》时更将其列为“六体”之一，定名为“古文”。对于“壁中书”文字之别，王国维认为“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见《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由此可见，受地域文字影响，即使是孔子所书，也难免有异形错讹之处。南北朝颜之推称：“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颜氏家训•书证第十七》）对于如何“守正循检”，许慎提供了基本法则，即遵循“六书”造字规律，按照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之法了解字源字义，以免出现错误。许慎说文解字以小篆为“正体”，为何不取籀文、古文或隶书，章太炎解释为：“史籀大篆十五篇，至叔重（许慎）时，仅存九篇。古文沿袭多讹乱，不尽可以六书解。籀文则字字可以六书解。”由此也可断定，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即据六书法则以正文字，李斯因循周制，故小篆与籀文一系，自然为正，而隶书已脱离古篆体制，与六书之法相去甚远。所以，“守正循检”，旨在恪守遵循文字书写的基本法则和规律，而不是一概的尊古。
讲完周秦两汉文字书法以“正”为本的缘起，我们再回到卫恒的话题中。《四体书势》虽言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四体，所述却是周秦两汉文字书法变革发展的源流及代表人物。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篆书的质变，即隶书和草书的出现。篆书的质变开始于战国时期，起因于“篆之捷”。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需要，时人“因事制权”，篆书在快捷书写中发生“草变”，造成字体结构删繁就简、字形由纵变横、线条分解成点画、偏旁部首浓缩成构件，这一系列解构变化致使篆书“破体”，形成“隶化”和“草化”两种趋势，前者由快捷转向精密而变成隶书，后者则由快捷转向简便而化成章草，至东汉后期隶书由“八分”向真楷转变，章草则突破“字字区别”的局限变为今草。如果把篆书质变中“因事制权”的作用概括为一个字，那就是“草”，即“正书草写”。正书草写不仅“化茧为蝶”，变篆为隶，而且也推动了后来的“隶真变革”，变隶为真，由真至楷。这一点在《四体书势》中已见端倪。卫恒在叙述隶书源流一节，讲完秦、汉代表人物之后称：“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其中所言“行书法”，非后来新体行书之法，而是介于隶书和草书之间的变体，即“真书”之法。真书结体变自隶书“八分”楷法，笔法则凝炼草书点画而成“笔画八法”，所谓“行书法”，就是“正书草写”之法。钟繇是“隶真变革”的代表人物，史称“楷书之祖”，只不过“真书”称谓形成较晚，卫恒之时以至唐代仍称隶书。钟繇真书亦“正”亦“草”，似“楷”兼“隶”，随机应变，没有定式。孙过庭《书谱》称“元常不草，使转纵横”，即是说钟繇虽不以草书见长，但他的真书却有草书的笔意。卫恒在《隶势》中所言：“随事从宜，靡有常制”；“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皆是钟繇真书特点，以致唐人徐坚的《初学记》认《隶势》为钟繇所作。钟繇之后，王羲之师承了“正书草写”的方法并使之更向前进，其在真、行、草三体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就是“正书草写”延展运用的结果。
“因事制权”在魏晋书法中还有一“新”，即卫恒所言：“古今杂形”，“异体同势”。两汉魏晋是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显著时期，卫恒显然从中看出，文字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孕育衍生的关系，也是杂交结合的变异。隶书之变，主要是对篆书“正体”的改造，字形由纵变横，竖画的垂脚和耸起变成横画或撇捺的伸展，圆转的线条变成“一波三折”，尽管如此，隶书仍保有篆意，尤其是在秦汉年间的简书帛书中，常见篆隶杂形的朴拙之趣。真书是隶书楷变过渡期间的形态，隶楷互参是其鲜明特征，所以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真书千奇百态，比之隶书而显通今之精巧，比之唐楷则现通古之质朴。自卫恒之后，“古今杂形”，“异体同势”成为一个重要的书学理念。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曾言草书之法，“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而真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指真书）中”；在《书论》中，又提出：“为一字，数体俱入。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张怀瓘曾对王羲之书法特征做过一个概括，称“右军隶书（指真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见《书断》），即因王羲之作书“因事制权”，随字赋形，靡有常制，不仅“正书草写”，而且“数体俱入”。卫恒“古今杂形”、“异体同势”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汲古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书家在文字变革过渡时期的书法遗存中汲取营养，并因此获益。
作为书学观点，“守正循检”和“因事制权”也深受魏晋“道法自然”哲学思想和审美主张影响。东汉后期蔡邕即提出“书肇自然”之说，魏晋之时玄学兴起，更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在艺术上崇尚“天然简约”、“纵心任情”。《四体书势》不仅是现存最早的书法史论作品，也是书法审美欣赏的开山之作。其中的四体“势赞”，充满了自然流美的观点。在卫恒言下，书法审美欣赏的标准是“势和体均”、“体象有度”，追求的境界是“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亦即情景交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象”。所以，魏晋书法之“守正循检”，与前代不同，不只是恪守文字书写本于物象和社会实践的自然之道，而且恪守书法艺术上的“情景交融”、“天人合一”之道；“因事制权”，也不只是文字书写中的快捷流变，而是艺术上的“纵心任情”、“随心所欲”。这种观念反映到书法评价上，也就有了“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神采为上，形质次之”；“风神骨气居上，妍美功用居下”之说。自魏晋始，书法本于物象的自然之道，逐渐被基于人性的自然之道所超越，“守正”之本转向以人为本。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揭示“守正循检”与“因事制权”的现实意义，窃以为莫过于“从心所欲不逾矩”。顺心而为，变则标奇越险，化则神动天随；合于规矩，守则类物有方，正则体象有度，两相融合，即可“守正出新”。
作者简介：
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编辑部）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