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说，任何用某种理论概念来框定文学创作，似乎都是一种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就拿杨府的长篇小说《婚内婚外》（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10月）和散文集《村人村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1月）为例，加之以他的题材和体裁的芜杂多样，除了这小说和散文为主体之外，甚或还有诗歌、报告文学、史著、剧本、文言笔记等品种，足以体现他这个被冠之以“文本作家”对所谓“叙事文学”的概念、观念和经验的不断突破。尤其在杨府的创作层面上，你有可能会读出一种“跨文体”的多样性。
一
长期以来，小说被设定为文学版图的中心。文体四分法的框定使得“叙事文学”在泾渭分明中各自为阵，却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杨府的写作一开始就是打破了这一文体框定，而在跨界写作的更大疆域中游刃有余。这或也是他不同于别的作家的地方。小说首先是一门叙事的艺术。杨府在《婚内婚外》一开头就很切题，剑拔弩张中拉开了一出家庭婚姻的矛盾纠葛。文学中的叙事传统来自于史传和民间文艺形式，而在五四以后又承接了明清白话小说和国外现代小说的范式，从而又有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演化。
“从四月到九月，崭新的太阳就像一个守信的君子，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地把它柔和桔黄的光线，透过两幢大楼的走廊，透射到十八层楼两张办公桌的缝隙之间。”这种叙述视角突显了杨府对《史记》的“以文运事”和《水浒传》的“因文生事”之外的叙事融合，即人物的特定情境性的处理和安排，在这种物象的描写中，恰好使得一开场“该来的迟早要来”第一章第一节铺陈自然，人物性格明朗。黎澍的人物设定，以及诸葛霞打来电话和随后的出场，按部就班中展现了杨府的匠心独运。
全书共六章，又分了若干小节，共计二十二万字。这接下来焦点的人物转换也是自然，从黎澍与诸葛霞，再到黄笑闻与潘紫晶，对现实勘探的层面进一步深挖，抒写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内里，展现了一幕让人难以想象的人物画面。而且，小说接二连三地展现更多的人物和场景画面，使得故事情节越来越扑朔迷离，不得不说杨府与笔下虚构的人物世界建立了某种“同构关系”，男女之间的爱与欲，情与梦，挣扎与痛苦，矛盾与对立，以及种种沉浸其中的人性异化，爱欲异化，被金钱和权力所驱使，一步步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些内容不仅仅是人物的简单视角，而是叙事的重要形式，并有了更多随机性和因果式的文本推演。具象化的文本呈现得益于杨府的生活体验和写作想象，而章节的叠床架屋式的铺展，使得小说的环境、场域、人物、表情、面容、心理、服装、对话等等在不断地丰满和强化，从而让作家笔下的人物有了更多的画面驿动感和现实光影的投射。
第二章运用了三个小节来还原黎澍过往的爱恋，尤其与钟心碧的故事，成为重心，随后芸芸的出现，到现而今的诸葛霞，一波三折，主要突显主人公的情感历程。黎澍的放纵，比如他“需要用金钱来购买一次野性的放纵”，但却无法说服诸葛霞从柏拉图的精神架构中走出来。然后，小说又再去展现黄笑闻的视角，这种转换比较自然，使得生活的轴心有了更加多姿多彩的一面。诸葛霞的丈夫黄笑闻出事之后，黎澍与她的关系也开始升温，她却还是说：“黎澍，我真的喜欢你，来日方长。等把黄笑闻的事情摆平了，我再给你。”朱光潜在对废名小说《桥》的点评中一语中的：“小说家须得把眼睛朝外看，而废名的眼睛却老是朝里看。”这个“朝里看”，就是杨府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富有层次感，比如黎澍在情感漩涡中欲罢不能，却又保持着纯文人的一颗童心，挣扎的泥沼中表达了一种郁达夫《沉沦》里的决绝，当然又有某种亨利.米勒笔下的放纵感和矛盾撕裂。
于是结尾黎澍与诸葛霞分手之后，又遇到钟心碧，结果依然不了了之。只是诸葛霞在寻寻觅觅中，从上海再到广州的轮渡上有了更多心神不定的浮萍一般的回想。这种承载现实的人物群像，或也是杨府在《婚内婚外》所想要表达的，而诸葛霞的迷惘也正是作者自身的困惑之所在。
小说与诗歌之不同正在于并非简单的诗言志就能概括，虽然小说中直接用人物来展现诗歌的力量，其中黎澍写的《精灵鸟》和诸葛霞在结尾想起的——“啊，在异乡，在异乡啊/没有比梦更近的地方……”也是在算是点题之语了。
二
一部类似于笔记体的散文小说，其优势不仅仅在于异闻奇事的记录，还在于对笔下小人物的灵魂开挖，寻根溯源的抒写，使得中原文化的浓重烙印在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泥土味道。杨府的散文集《村人村事》，一些篇章又可以当作小说来读，比如《九爷》的文字就文白相间，颇有古意，却又有浓浓的乡情，一如九爷在“田间累累土垄子地里”，“击壤而歌”，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古风跃然纸上。
中原作家里李佩甫《羊的门》有一种忧患意识，正如杨府在《村人村事》里的铺展，行云流水，将人性与人心、环境与心境、气候与土壤等等相关联，在《柏梅》里对女主的抒写，却也应证了这一点。佃户的女儿柏梅在分田分地之后依然对心仪的缪家大公子“表现着下人的忠诚”，后来两人的恋情不容于乡里，就逃婚了。结局不可谓不悲壮，在地震来临时，“柏梅半夜醒来，听到警报，预感不妙，把丈夫孩子绝力推出门外。”寥寥数语，就把一个稀松平常的爱情故事讲得耐人寻味，足以体现杨府的文字功力。大音希声，在亦农给杨府的序言里突出了一种“在缄默中自然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杨府的自我定位，这就是一种更加深潜的、形成于作家内心世界和潜意识深处的共同深远的中原乡土记忆和生活情感坐标。有了这一点，他的写作才能不断地向前。
杨府《村人村事》里第三篇《豁氏》，人物命运与时代勾连，戏剧化情节堪比余华的《活着》，只是更加浓缩了，属于袖珍版的小小说。这三篇都是强化的人物形象，尤其豁氏的形象，可谓一个女版福贵。这种传统古风的笔记体抒写里，既有散文的情感与内容的有机联系，又有小说化的神秘演绎的内涵表达。这篇《布袋》一开头：“（布袋）能抱着石磙在禾场上转三圈，结果，赢得一扁担馒头。”而到了结尾，欺辱过王大和奶奶的布袋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十年时间，却成一棵弱柳。人生不满百，风霜真是一把刀子，能把人从皮到骨剔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这种前后对比，布袋所遭遇到了家暴，或也是对王大和奶奶当年受到布袋欺负的一种报应了。
《奔走》里的刘奔走，其命运心系在升迁，县委让他出政绩，果然农民运动会举办之后他提升某局的局长。这是布袋命运的另一个反面，读后让人五味杂陈。
杨府《村人村事》共分三个部分，从各色人等到写景记事，无不围绕乡土，突显作家的历史人文情怀。纵观以上这些篇章，第一部分为三十篇，第二部分十五篇，第三部分十三篇，共计五十八篇，约二十万字。第二部分《鸟人》里的抒写，比如这一段：“回到家里，看着破败的鸟笼，飞走的鸟儿，心里空落落的，像得了一场大病，整天打不起精神。”不禁让人想起卡夫卡的《饥饿的艺术家》里所写到的主人公所处的那种极端境遇，颇有某种象征意味。再如第三部分里的《理发师》也是一段采访实录，突显了杨府作为记者的另一种抒写优势。虽然是采访，却很有代入感，仿若在特定的情境里感受到了一种升华的力量。
三
总体上看，也就是从杨府长篇小说《婚内婚外》和散文集《村人村事》，可谓知一叶而知全貌了。我在杨府的写作中得到启示，至少有这么五点：
一是承载人物和物象，历史文化的积淀，比如他笔下的各色人等，观世事，知命数，以及传统文化里的“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的谶语，在他的抒写中或暗指，或明示。
二是民间叙事的转换和现代性的梳理。时间会让一切记忆蒙上尘埃，却在作家的回望中宛若发掘出土的文物瓷器般闪闪发亮。这就是杨府笔下的人物，不说黎澍，也不说诸葛霞，而是乡野中的胖娃、麻五和狗蛋们，当然还有以上例举的《九爷》《柏梅》《豁氏》等等。
三是人物性格冲突与历史现实的勾连。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具体人物的命运挣扎在自己的轮盘赌里无法自拔，正如《豁氏》里的抒写一样，当然还有《理发师》里的采访记录，平铺直叙。个体生命很多时候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得不妥协，无力抗争，陷入一种不断的悲剧轮回之中。
四是作家内容抒写与抒写形式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作家不断在写作中寻找他自己。杨府通过各种各样的题材和体裁，去触摸生活，去改变他内心中的另一个世界。他试图把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架起桥梁。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报告文学，诗歌，等等，都是一个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不仅仅如此，他还努力在改变和超越自己的路上。
五是从“有我”到“无我”的艺术境界。这个也是所有写作者的终极目标。也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走到那个文学的金字塔顶端，但能够持之以恒，并且一心一意，对文学怀着一颗初心，没有任何功利目的，那就是里尔克所言——“坚持，坚持意味着一切。”
（李迎兵，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长期担任鲁迅文学院普及部辅导教师，现为文联专业作家。迄今已出版上市长篇小说《狼狐郡》《狼密码》《校园情报快递》《雨中的奔跑》及中短篇小说集《温柔地带》《美人归》等。曾获得首届张爱玲文学奖和三晋英才奖。长篇小说《沐月记》即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编辑部）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