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有草书”，出自东汉名典《说文解字》，许慎的这个说法，代表了古人通行的看法。

　　但是，古人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东汉赵壹《非草书》认为：“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赴急速耳，示简易之指”。南朝梁武帝萧衍《草书状》引用东汉蔡邕语：“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所言“诸侯争长”之事，则是先秦战国之时。中唐张怀瓘认为更早，他在《书断》中论及“藳亦草也，因草呼藳”时，以“孔子曰‘裨谌草创之’”，“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藳未成，上官氏见而欲夺之”为例，认为“草书之先因于起草”。章太炎先生1935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演讲时也据此质疑，称：“草书之原甚早，不始于汉。《论语•宪问》：‘裨谌草创之’。《史记•屈原列传》：‘屈平属草稿未定’。疑古人已有，惟不立专名耳”。裨谌，是春秋时期郑国大夫，《论语》的文意是，郑国的公文都由“裨谌起草”。屈平即屈原，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史记》所指是，楚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屈原起草尚未定稿”。章先生所疑持据与张怀瓘相同，但着眼点显然不是“起草”之意，而是疑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草创”之书体。故又以秦前古文“二十”并作“廿”，笔画连缀，以及古文“旅”字的连写变化为例，提出“是皆草书之滥觞”的观点。章先生的这个观点，已为后来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简牍文字所印证，古汉字的“草变”确实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受快捷书写需要的推动，古汉字的“草变”经历了“篆草”和“隶草”两个阶段，因为在形制和体势上尚未摆脱母体的特征，时下通常把它们视作草书的原始形态或过渡期形态，而真正作为独立形态的草书则形成于汉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人所言“汉兴有草书”，仍不为过。

　　草书之得名，与正书相对，取其草创之意。南朝梁人庾肩吾《书品》有一说，“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意，故曰草书。”秦篆汉隶本为正书，因战事需要，为赴急速而作草创之书，存其梗概，损其规矩，删难省烦，以致解构破体。从草变的过程和结果看，可以说草书是正书的破体。关于“破体”另有一说，唐人窦臮《述书赋》称王献之“创草破正”，特指小王“藳行之间”书体，张怀瓘《书断》称之“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后人将其谓之“破体”。其实，“创草破正”是秦汉魏晋文字变革的一个规律，草创本因快捷，“篆之捷”，破篆为隶；“隶之捷”，破隶为章草；“章草之捷”，破章则而为今草。至于王献之“藳行”之草，其本人曾言，“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张怀瓘《书议》），从中不难理解，其意在破章则之正以求宏逸，于藳行之间而“极草纵之致”，属于草书之内的正草变化。关于“草创”之意，张怀瓘也有一解，“盖取诸混沌天造草昧之意也”。这一解，如从为赴急速、草创作书的特定情境来看，似乎牵强，但如从草书艺术意在笔先、自然天成的理想境界来看，却是十分恰当。清人刘熙载《书概》中“欲作草书，必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之说，也从此意。

　　草书在汉代有章草、今草的递进变化，但在当时以至魏晋期间尚无明确区分，“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章、今之分，始见于东晋今草盛行之时，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把“草书”和“章草”作了区别，其言下的“草书”即指“今草”。对“章草”和“今草”作出明确界定的是唐人。张怀瓘的《书断》最为全面，不仅从概念上作出界定，而且依据史料，按照草书演进的脉络，进行了溯源研究。在张怀瓘之前，唐初欧阳询等人已有章草、今草演变之说。据《书断》记载：“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张怀瓘认为，章草为西汉史游所创。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开草书之先。及至东汉章帝时，齐相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杜度之后善草者有崔瑗、张芝，张芝专其精巧，而造其极。张怀瓘称：“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张芝，字伯英）草而谓也。”又称：“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王献之，字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张怀瓘上述所言，不仅述及草书源流，而且深得草书旨要，其中，“气候通其隔行”、“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数语，更是草书至高境界，为后世书家所求解。

　　章草形成于西汉，今草始行于东汉，然而在草书流行的东汉，时人对草书却有两种决然不同的态度。东汉存世的草书论文只有两篇，有趣的是，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正好相反，崔瑗的《草书势》是赞辞，赵壹的《非草书》是非议。崔瑗赞曰：“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从实用的角度，肯定了草书简略、应时、省力的功用，并对不能顺应时势、固守古式、反对草书的观点作了回应。继而又以“观其法相，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远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数语，从审美欣赏的角度赞誉了草书的艺术魅力。赵壹则认为，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属于应急简易之作，而非常仪。指斥时人“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称草书“盖伎艺之细者”，“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盖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奉劝时人不可因小而失大。赵壹的《非草书》是哪个时代的印记，出于以古为正、守护传统的初衷，而乖离时势，终归未能阻挡草书的发展兴盛。

　　反观时下对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种种非议，我们应以史为鉴，在书法的实用性退居其次、书法的艺术性高扬、书法的审美更加多元的当下，书法艺术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不只是对古人传统的模仿，更在意用笔墨的方式表现创作者的情感和审美追求，因此也会相应的改变旧有的法则和程式。所以，衡量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书法艺术样式，其价值在于是否具有现实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观念、情感表达的需要，而不是以大众欣赏作为衡量标准，它可能是大众的，也可能是小众的。实际上，古往今来，草书艺术始终是小众的。时移世易，“守法而弗变则悖”，新时代的创新之变，“岂必古式”！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生于湖北武汉，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