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之盛，莫盛于唐，草书之衰，莫衰于“五季之乱”。五代而宋，杨凝式间世独起，承唐启宋。苏轼称：“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评杨氏所藏欧蔡书》）杨凝式工行草，先师颜真卿，继师二王。杨书特点，一如刘熙载所言：“今但观其书之尤杰然者，如《大仙帖》，非独势奇力强，其骨里谨严，真令人无可寻间”；“杨景度书，机括本出于颜，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艺概》）所言势奇力强，骨里谨严，而又逸笔草草，不求整饬，正是杨书一大特点。二如董其昌所言：“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书谱》曰：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景度之谓也”。（《画禅室随笔》）三如米芾所言：“凝式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座位帖。”（《书史》）“天真烂漫”最为难得，惟性情洒脱方能纵逸。包世臣还有一说，称杨凝式草书“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细心求之，则真行相参耳。以真行连缀成册，而使人望为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盖少师结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颜、柳之旧势，皆以展蹙变之，故按其点画如真行，而相其气势则狂草。”（《安吴论书答刘熙载九问》）草书出自“破方为圆，削繁为简”，“破削”之法实为草书基本方法。杨凝式行草，何以因“破削”得法而出狂草奇效？包氏所言耐人寻味。

　　宋人“尚意”，行书一门独大。宋代草书虽无行书鼎盛，但由行及草，变法之风并行。据朱长文《续书断》记载，宋初苏舜卿草书入妙，“残章片简，传宝天下”；杜衍“伯英筋肉羲之肤”，人皆藏之；周越“草书精熟，博学有法度，而真翰不及，如俊士半酣，容仪纵肆”。北宋“四家”兼擅行草，蔡襄“字字守法，笔笔用意”；苏轼“意造无法，点画信手”；米芾“风樯阵马，沉著痛快”；黄庭坚独窥“草法之妙”，纵横跌宕，风标高致。其后，南宋“四家”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皆有书名，然成就不及前人。纵观有宋一朝，能侪前人、为世代师表的，惟黄庭坚一人。黄庭坚博学工深，先师周越，后师二王颜杨，再师旭素高闲，于《瘗鹤铭》增益笔法，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而悟笔势，形成中宫紧收、四维开张、点短画长、绵劲迟涩、摇曳生发的独特书风。在书学理念上，他主张从心所欲，“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在老年“窥得笔法之妙”以后，更是意忘工拙，随意颠倒，不扭捏容止，强作态度。黄庭坚以结字神奇多变而称于世，苏轼却称：“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书唐氏六家书后》）这个“三反”，实则是赞扬黄庭坚用相反相成之理，取守正居奇之效，破常人守旧观念，还书道自然本真。黄庭坚行笔放纵，笔画展长而字中紧结。明人徐渭称：“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潇散是其所短。”（《书论》）黄庭坚笔法似“长枪大戟”，与二王笔法相异。然而其“构密”并不失韵，摇曳变化的长画正合狂草跌宕起伏的需要，能于大开大合之际入高远之境。黄庭坚作草，用点出奇。袁文在《瓮牗闲评》中提到，字之从水者，至隶书更为三点，“然三点之中，最下一点挑起，本无义，乃字之体耳；若不挑起，则似不美观。本朝独黄太史三点多不作挑起，其体更道遒，信一代奇书也。”黄庭坚用点的讲究在于，常用短点对应长画，既调整疏密关系，又调节迟疾节奏，故能出奇。黄庭坚不仅工深，而且悟性极高，书尽禅意诗情。他曾自述：“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偲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书自作草后》）所谓“江山之助”，实则是诗性才情的触发，他推崇苏轼“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其实这也是他自身书学的写照。其书浓郁的“诗意”和“书卷气”，超越“颠张醉素”，把大草艺术提升到高雅的新境。对于黄庭坚变法，后人也有非议。朱熹称：“至于黄、米，而敧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晦庵论书》）；项穆更称：“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书法雅言》）。可见，在守正与创新问题上，古人往往也是厚古薄今，习惯用晋人的法度衡量新异。这种风气元、明时期尤甚，当然，也不绝对，赵孟頫可谓尊王至极，却盛赞：“黄太史书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惊叹。”（《评宋十一家书》）

　　元代书法，与宋人“尚意”书风相反，主张尊古复古。袁裒《评书》中有一段话，很能反映时人的看法。他称：“庆历以来，惟君谟（蔡襄）特守法度，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一扫故常，米（芾)薛(绍彭)二蔡(京、卞)大出新奇，虽皆有祖袭，而古风荡然。南渡而后，思陵（赵构）大萃众美，筋骨过婉。吴传朋规仿孙过庭，姿媚伤妍。近世姜尧章（夔）迥脱脂粉，一洗尘俗，有如山人隐者，难登廊庙。盖专工气韵，则有旁风急雨之失，太守绳墨，则贻叉手并脚之讥。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极前代之工巧，乃为至妙。”“探古人之玄微，极前代之工巧”，正是元人的态度。元人复古有两项成就，一是章草复兴，二是王羲之一脉的帖学光大。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曾述及章草历史境遇，称：“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书也。萧景乔《出师颂》虽不迨魏、晋人，然高古尚有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邪。”元人复兴章草，救章草于泯绝，功不可没。章草复兴，由赵孟頫引领，影响从元至明，杰出书家有邓文原、康里巎巎、杨维桢以及宋克、俞和、祝允明等。元明诸家皆师法魏晋皇象、索靖和二王，守章草之规则，取二王之法度，得今体之妍美，成庄重之气象。虽少古质，但有新韵，成为章草融古铸今的范式。若作细分，法度上也有二宗。赵孟頫、邓文原、宋克更多杜度、皇象、索靖风格，草书正写，章奏典范。祝允明多从张芝和二王，正书草写，章今结合，具有新韵。

　　元人尊王，受赵孟頫影响。自元代始，赵孟頫有书坛“盟主”之谓，其影响笼罩元、明、清三朝。史评其书“接右军正脉之传”，可以说是王羲之最忠实的继承者。赵孟頫认为：“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松雪斋书论》）他在《跋定武兰亭》中还曾言道：“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然书家不学《兰亭》，复何所学？故历代感以为训。”关于赵孟頫书学渊源，其学生虞集有一说：“赵松雪（赵孟頫，号松雪道人）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姿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赵孟頫作草，止于章草和今体小草，不涉大草，传世的草书作品远少于行书，其《北陇耕云书卷》、《陶渊明五言诗帖》、《静心帖》等，圆润灵动，秀逸俊雅，深得晋人法韵。清人冯班《钝吟书要》多评赵孟頫，所言“学草书须逐字写过，令使转虚实一一尽理，至兴到之时，笔势自生”一语，契合赵孟頫作草的方法和特点。后代书评对其圆熟妍媚、守正失奇也有微言，项穆批其“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书法雅言》）；董其昌则称“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赵孟頫，吴兴人）弗能解也。”（《画禅室随笔》）。对赵孟頫历史作用的评价，古论中没有超过冯班的。冯班《钝吟书要》称：“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意不周币则病生，此时代所压。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又称：“赵松雪书出入古人，无所不学，贯穿斟酌，自成一家，当时诚为独绝也。”冯班站在历史的高度作如是观，阐明赵孟頫通过“贯穿斟酌”晋、唐、宋人变法的经验教训，既取唐法宋意，又接晋人之理，“无所不学”，从而使帖学回归二王传统，其所作所为确实是后人所不能及。冯班的这个看法中肯而有见地。

　　元、明、清三朝，草书成就不如晋、唐、宋，但也不乏杰出人物。在所谓主流书家中能于星空留名的，元有鲜于枢，明有祝允明，还有明末清初的王铎。

　　鲜于枢工草，与赵孟頫并称元初“二杰”。赵孟頫对其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鲜于枢，字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赵孟頫题伯几临鹅群帖》）鲜于枢学草，由唐入晋。王世贞称：“余所有困学（鲜于枢，号困学）《游高亭华岩记》及诗真迹数千言，见《铁网珊瑚》中，行笔清圆秀润，芒角不露，隐然唐人家法。”（《书画跋跋》）从鲜于枢存世的临帖墨迹看，有王羲之《十七帖》、王献之《鹅群帖》、颜真卿《鹿脯帖》、怀素《自叙帖》和杨凝式《神仙起居帖》等等，可见其学书轨迹因循晋唐，故在其作品中常能见到颜真卿、怀素的影响。鲜于枢作草，史评善悬腕回锋。据其自述《苏子美帖》所言：“草书把笔，离纸三寸，取其纸宽，掌平虚，腕法圆转，则飘纵之体自觉出耳。”（《困学斋杂录》）又据时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所记：“鲜于困学公善书悬笔，以马三片置于座之左右及座顶，醉则提笔随意书之，以熟手势，此良法也。悬笔最好，可提笔则到底亦不礙手，惟鲜公能之，赵松雪稍不及也。”时人陈绎曾《翰林要诀》还有一记：“今世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瞑目伸臂曰，胆，胆，胆！”其作草状态可见一斑。鲜于枢尊古而排宋，这是他不及赵孟頫之处。在其《论草书帖》中，对张旭、怀素、高闲和黄庭坚作过如此评价：“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从中可见其尊唐贬宋的态度。或许正是因其不能兼容并包的原因，后人评其“笔法圆熟”，“笔力遒劲”，但少“出尘意”，“笔外无余韵”。

　　祝允明，有明朝狂草第一人之谓。时人朱谋垔称其：“书学自《急就章》以至羲、献、怀素，无不淹贯，而狂草本朝第一。”祝允明书学理念受赵孟頫影响，尊古、重法、尚意，既重法度之“功深”，又求心性之“韵胜”。其师法从魏晋章草、今草一脉而下，受王献之、怀素、黄庭坚影响最大。清人杨宾称：“枝山先生书，大都从怀素上追大令，故其笔特佳。”（《大瓢偶笔》）王士祯称：“祝京兆书名薄海内，然其行草往往自豫章（黄庭坚）来。”（《书画跋跋》）祝允明之“笔佳”，在于笔力清劲，风骨烂熳，尤重随性变化。董其昌称其笔力“如绵裹铁，如印印泥。”（《画禅室随笔》）王澍更赞其变化：“他人书千纸一同，惟祝京兆纸各异态，字各异势，平生无有同者。仆推京兆书为有明第一，为此也。”（《竹云题跋》）祝允明晚年认同黄庭坚，在于黄书之“韵胜”。他在《跋黄山谷草书李白忆旧游诗》中称：“双井（黄庭坚）之学，大抵韵胜，文章、诗学、书画皆然。姑论其书，积功固深，所得固别，要之得晋人之韵，故虽形貌若悬而神爽冥会欤！”祝允明狂草虽有“纵逸处多，肃括处少”，“虽能尽变，而骨韵未清”（王澍《虚舟题跋》）的负评，然其追求“韵胜”，终成正果，也给狂草书学留下启发。

　　王铎，今人评价很高。林散之称：“觉斯（王铎，字觉斯）书法，出于大王，而浸淫李北海，自唐怀素后第一人。”（见中国书法网《林散之十论王铎》）启功也称：“觉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论书绝句》）然而，见之于古人的评价却落差较大。包世臣《艺舟双楫》评“国朝书品”，设“神、妙、能、逸、佳”五品，“妙品”以下每品又分上、下二等，王铎草书只被评为“能品下”。《清史稿》艺术类也未为其列传，只在王澍传中，见有“自明、清之际，工书者，河北以王铎、傅山为冠”一语。（《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艺术）究其原因，或许因为乾隆钦定其入《国史贰臣表传》，亦或许因为其书狂异而被视为“野道”。王铎对“野道”是十分反感的，故常常自辩。顺治三年他曾写道：“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唐诗十首》草书卷尾跋语）实际上，王铎是极其尊古师晋的。他有两句名言：“书末宗晋，终入野道”；“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故其常常自称“独宗羲献”。从其存世墨迹看，宗王是实，但也遍学魏晋唐宋名家，尤从《淳化阁帖》的临摹中汲古最多，其对《阁帖》的熟稔程度已至随意背临。王铎草书基于二王，多出小王，更多得力于颜真卿、米芾，笔力扛鼎，骨气深厚。时人梁巘称：“王铎书得执笔法，学⽶南宫，苍⽼劲健，全以⼒胜。然体格近怪，只为名家。”（《评书帖》）秦祖永亦称：“王觉斯铎，魄力沉雄，丘壑峻伟。笔墨外别有一种英姿卓荦之概，始力胜于韵者。”（《梧阴论画》）这个“力胜”之说，恰恰与祝允明“韵胜”之说相对，诚为狂草两种风度和格局。关于“体格近怪”，实因王铎结字极具变化，与当时主流的赵孟頫、董其昌妍媚书风相异。王铎自述：“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呜呼！诗与古文皆然，宁独字法也。”（临《淳化阁帖第五·古法帖》后跋）林散之也说：“王觉斯东倒西歪，但你学不像。他有气势，上下勾连。”王铎作大幅草书，行气流畅，连绵不断，一贯到底。看起来“东倒西歪”，却在上下勾连中“救将倾于即倒”。王铎墨法的运用受颜真卿《祭侄稿》启发，极富变化，干笔蘸重墨的“枯墨法”，湿笔蘸宿墨的“涨墨法”，润燥相间，枯实互应，“满纸云烟”，无人能出其右。

　　王铎尊古宗晋，身处主流，却常因“奇怪”而被视为“野道”，这种情况实则是元、明、清三朝书学观念之争的一个侧影。其时，在主流书家以外，还有一支与之相反的书家群体，其代表人物有杨维桢、徐渭、傅山、朱耷、“扬州八怪”等等，他们皆非达官显宦，多是山隐之士、方外之人和民间饱学之子，通过书法所表达的是率真之性和烟火之气。就草书风格而言，元代杨维桢、明代徐渭、明末清初傅山更有代表性。杨维桢，号称铁崖道人，受道家哲学影响，崇尚自然天真，在书学上主张不工而工，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作草常生将隶书、章草等古法与今草笔法杂糅，结字侧倾奇诡，纵笔恣肆狷狂。明代吴宽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匏翁家藏书》）杨书正是在这种粗头乱服、东倒西歪，如同“破斧缺笺，倒载而归”的状态下，表现出“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的雄强气势。徐渭，号青藤道士，史评其书是对明代“台阁体”和“吴门书派”谨守晋唐法统的反叛。他主张习古要有“己意”，“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徐文长文集•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徐渭作草，法随己意，点画狼藉，苍老枯涩，满纸压迫，气势逼人。若说杨维桢常“生辣”，徐渭则多“苦涩”，这或许正是其桀骜不驯、多舛人生的反映。傅山，是道家高士，别号“石道人”。作为明清之际道学思想家的代表，他以老庄学说批判宋明理学，延伸到书学上，主张“率性而为”，提出了流传极广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观点，《清史稿》称：“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傅山书法多从颜真卿，并受王铎影响，其独特之处在于，以篆籀笔法入草，圆转流畅如同行云流水；结字时常参以道家符箓方法，繁复缠绕如同结绳；再辅以空灵的牵丝连带，构成鲜明有致的疏密组合。他的这种方法，比晋唐更加高古，可谓“云篆天书”。

　　古人论草，到王铎、傅山基本为止。清人对草书的历史贡献，更在于开创“碑帖融合”、“引碑入草”的崭新局面，这一局面尚在进行之中，所论已是今人。纵观草书由古至今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始终是一个不断创草破正、由正入奇、由奇入“怪”的过程。这个“怪”，可能是一种新奇，只是与传统审美观念不相一致，就如同王铎等人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成为新的“正”而受到尊重。历史往往就是这样。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生于湖北武汉，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