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蘧常先生作为当代最杰出的章草书法家，已有定论。2020年，在先生去世30年后，《蘧草法帖》（五卷）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足以为证。日前，在一个书画微信群里，却遇一“奇谭”，称“蘧草”为“妖”，着实令人惊诧。言者认为:“蘧草”之“妖”，在于把草书中虚化的牵丝连带实化，缠绕过甚，降低了文字可识度。再者，不是纯正章草，加进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已然变态，虽固成体势，终是另类。而在其言下的正宗章草，是指融入“八分书之变”的魏晋形态。这种说法过于偏激，显然对章草书学不够了解，对“蘧草”特点更是缺乏理解，在下自然不敢苟同，于是和另外几位群友一起参与了讨论。现将我的发言，稍加整理，略作补充，以理解“蘧草”为题，就教于各位师友。

　　章草相对于今草，是为古草，源头起自篆书“草变”。“草变”自先秦以降，形成两种趋势，成就了正书形态的隶书和草书形态的西汉简帛书。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居延汉简、尹湾汉简等出土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趋势进入东汉，“东汉有纸”，“八分书”成熟，特征入草，隶书和草书均趋于雅化。同时，古草开始化为今草，张芝是始作俑者，至王羲之完成转变。东晋之前尚无章草的概念，通称为草书。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始把今草称草书，把以前的古草称章草，此时他已有草书“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的认知。

　　唐人对章草作了溯源研究。张怀瓘认为章草成于西汉，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史游作《急就章》，“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书断》）。章草之得名，也有因《急就章》之“章”而得名一说。章草虽由史游始创，但因“传不纪其能，又绝其迹”，古人又将东汉章帝时的齐相杜度作为代表。“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书断》）杜度影响崔瑗、张芝，以及皇象、索靖，主流魏晋。史游是公元前三、四十年代的人物，早于杜度百余年，尹湾汉简《神乌傅》的出土，为史游时代的章草形态提供了实证。尹湾墓主的下葬时间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神乌傅》的成文时间还要略早一些，其书已脱离隶书体制，虽有隶书的体态波磔和篆书的圆转婉通，但已是完全意义上的草书，并与草变中的楚简、秦简形态一脉相承。以《神乌傅》为代表的西汉简牍章草，与以皇象《急就章》为代表的魏晋帖书章草相比较，两者是启后承前的关系，前者古朴天真，后者精致典雅，现在看来，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取向。考察章草应观照草变全过程，兼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成果，切莫固执古人的旧说，那种把章草固定在“隶草之变”、“八分之变”和魏晋形态的说法，局限片面而僵化。其实，每一书体都是渐进发展的，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艺术成就，隶书有秦隶、汉隶和八分之别，楷书则有钟王、魏碑和唐楷三种境界，岂可只将某一阶段的形态视为“正宗”？

　　王蘧常师承沈曾植。沈曾植在清末民前书法的传承上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倡导“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的书学理念，尝试把碑学的东西融入章草，通过反思元明章草复古“同质化”问题，提出章草变法应从汉前入手的思考。沈曾植的这些理念和想法，对王蘧常影响很大。王蘧常在自叙中曾谈及：“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志不敢忘。此余究心章草之始。”王蘧常本就从事史学研究，是秦前三代史专家，在三代史中文字的产生、变革和发展极其重要，是“王政之始，经艺之本”，所以，王蘧常对古文字有着深入的研究，60岁时默记《说文解字》中篆书的540个部首，熟稔于心，信手运用。王蘧常早期的东西，有很多碑法的东西在里面，跟沈曾植有些相似，方笔出尖，有棱有角，但是王书真正成功，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融秦铸汉”，引籀篆入草，“欲化汉简、汉帛、汉陶于一冶”。这种观照草变的全过程，从源头上入手的方法和路数，是非常高明的，这也是“蘧草”比前人章草更有古意的原因，岂能说王蘧常引籀篆入草不是“正宗”？

　　所谓籀篆，古人有特指。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史称籀文，遗迹在“石鼓文”和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还能看到一些影子。篆指以秦篆为代表的战国时期文字。所谓籀篆笔法，简单的说就是基于直笔书写，圆起圆收，“规循矩削”、“圆转婉通”。在今体书法中，以篆籀笔法变法成功的当属颜真卿。郑杓和刘友定的《衍极并注》，称欧阳询和褚遂良是“分八篆二”，颜真卿和柳公权是“篆七分三”。颜体的“篆籀气”、“篆籀意理”，为后人推崇并祖述。章草是古草，与今体楷、行、草书不同，与籀篆隶分的演化关系更加密切，变法有着更大的空间。读王蘧常的东西，恐怕应该把80岁做一个分界。80岁以前的东西，更多受汉草和南北朝碑书的影响，所书尚有波磔笔法。80岁以后，则更多的是篆籀笔法，而去分隶波磔，自称为“篆草”。至于去世前的东西，如《十八帖》，则不拘工拙，忘却成法，从心所欲的书写，看似“粗头烂服”，却充满苍茫浑厚的味道。

　　说“蘧草”把牵丝连带实化，缠绕较多，难于辨识而为“妖”，这种说法过于浅薄。“蘧草”缠绕较多，特别是作大字时比较明显，这是他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他刻意的追求，因为有篆籀气。写草书通常多缠绕，把行草书中的牵丝连带等虚化的笔法实化，这在草书中也常见，有些写法约定俗成，习以为常。例如“有”字，一笔向下连绕三圈，在“蘧草”中常见，但是出处却是三国时人皇象。这种写法在大草书中更是常见，王铎、傅山都是如此，极其缠绕。今人舒同把牵丝连带加以夸张，就有了舒张飞扬之象。章草宜小难大，王蘧常作大字与写小字是有区别的，作大字时字法笔法更多籀篆的东西。古人章草写于书启尺牍，多是小字，行间茂密，笔鼓荡而势峻密。今人用章草写大字很难，难于严重。苏轼说书法有四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王蘧常于章草提出过一个“省笔、借笔、减笔、复笔、添笔”的法则，作大字时往往复笔、添笔，或引入篆书的使转缠绕，使其繁复，以解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的困局。在章草作大字上也是独树一帜。至于说难于辨识，这是事实，因是籀篆入草，没有古文字基础就不可能认读。章草本是古草，属于小众艺术，王蘧常明知“篆草”难识，受众很少，但初心不改，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

　　说王蘧常书法“终是另类”，我看可以正解。“蘧草”相对于魏晋章草形态而言，是一种“异质化”，更是对元明时期章草复古“同质化”的反动，从书法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进步。道理很简单，艺术反对同质化。魏晋形态是章草的雅化，就如同“八分”是隶书的雅化一样，凡书至于雅化，就会权变，“八分”导致“真楷之变”，魏晋章草导致“今草之变”。赵孟頫、邓文原、宋克、祝允明等元明书家复兴章草，承接魏晋，更多今体新法，而少古意和“章味”。“蘧草”反向而行，以质朴相尚，在章则中融入籀篆古隶之法，元气浩然，使我们看到了章草更加高古的面貌。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生于湖北武汉，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