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下的“草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草书”，指草率的书写，与规整的书写相反，例如“草篆”、“草隶”、“草藁”等等；狭义“草书”，则指与“正书”相对的书体，分别称为“章草”、“今草”、“狂草”等等。由于这些概念和“正书”相关联，细究起来很难截然区分，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关系。郭沫若先生有过一个说法:“篆书时代有草篆，隶书时代有草隶，楷书时代有行草。隶书是由草篆变成的，楷书是由草隶变成的，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下引相同）按照郭老的这个意思去理解，也可以说汉字变革发展的历史，是基于书写的“正”与“草”辩证演化的历史，“草变”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汉字造字始于象形、指事，后来有了会意、形声，再后来又有了假借、转注，这就是“六书”之法。就书写而言，自有文字起，其变化发展就遵循易识、易写两个具有内在矛盾的规律。象形的文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易识，但笔画繁复不易写，就需要简化；简化了，写快了，就显得草率，大家都各自简化，又影响认识，就需要统一规范。一般来说，规整而易于辨认的文字，称之为正体，便于书写却草率的文字，称之为草体。草率化与规整化、“草书”与“正书”的关系就这样形成了。

　　在古人那里，通常认为“正书”先于“草书”，“草书”是“正书”通俗化的变体。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从广义上讲，自有文字书写开始，就有了“草”书。原始造字之人，绝非一人，而是开悟较早的多个人，“类物象形”的文字出自个性化的表现，自然是多样化的，因此，它们是“草书”而非“正书”。古人将仓颉视为古文字的创造者，是“正体”之正宗。秦代李斯制小篆，就称《仓颉篇》，汉代把“秦三仓”合为一篇，也称《仓颉篇》，这些都是以“正”为上，以“正”为先旧史观的体现，显然不合乎语言文字起源于社会劳动的观点。今人对原始古文字的研究有多种说法，无论是“姓氏说”，“族徽说”，还是“数字卦说”，一个共同点都是出自草野，是上古先民特别是巫觋的共同创造。仓颉的作用应和后来的史籀、李斯一样，是文字的整理者和规范者。仓颉是黄帝的巫师，由他将来自民间的多样化的不规整的书写形态加以整饬、规范，形成古文的正体范式，这个说法是说得过去的。以仓颉为“正书”的统宗，可以满足自古以来“文化天下”的需要。

　　既然说仓颉是原始古文字的整理者和规范者，那么在他之前存在草率不规整的书写就是必然的。南宋张栻的《南轩集》说：“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的不谨，变成草书。”这个“不谨”，就是草率、不郑重之意。汉字的“笔札”书写始于商代，这是文字学研究依据考古得出的结论，因为在殷墟甲骨文中发现有“册”和“典”字，这就说明商代已有简牍，也就是所谓的“笔札”。由此还可以推而论之，甲骨契刻是“官书”，主要用于占卜祭祀和记录大事，简牍笔札则是“俗书”，主要用于日常信息交流和记录俗事。如果说殷商时期甲骨文多为“正”书，那么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笔札”书写应多为“草”书。目前我们尚无商代“笔札”遗存可以佐证，但从殷墟甲骨文中也可分出“谨”与“不谨”的刻写，特别是康丁时期的甲骨文字，就比较多的呈现出简便、草率、急就的特点，被视作甲骨文的草写形态。如果将殷墟甲骨文不同阶段的样本作前后对比，也可以看出一个由“草”到“正”的脉络。从盘庚至帝辛270多年的时间里，甲骨文书风在总体上是一个不断整饬、由粗犷率真趋于精细严谨的过程。殷墟甲骨文只是商朝迁都殷地以后的文化遗存，可以想象此前数百年的商朝契刻和笔札文字，一定是更加天真淳朴，草率多姿。周朝时期的金文，继承商朝甲骨钟鼎古文，因是祭祀礼器上的铸文，自然是严谨规范的“正书”，然而，同时期的流行于民间的简牍“笔札”，则是遵从简便快捷的“不谨”的“草书”。这个看法可以依据史料旁推。如“周宣王令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以正文字”。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呢？就是因为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文字异形，不以“六书”造字之法为准绳。“正文字”，正是“宣王中兴”的一项举措。所以说，“籀文”是仓颉之后的又一个正体。如拿现存的“六国古文”中的楚系文字与籀文比较（战国时期的“楚简”和“石鼓文”比较），可以看出前者草率简省，不绳“六书”之法，后者谨严繁复，尽可以作“六书”解。楚系文字之所以简省，就是由“草变”所致，因为草书的特点就是“削繁为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处境更甚周时，“文字异形，淆惑自生”，废除六国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自是一统的需要。章太炎先生说:“秦以法治，事须明白，古文易乱，不得不废。废古文，以其背法治，焚诗书，以其易立异，意正同也”。（《在苏州国学讲习会上之演讲稿》）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文字”不仅是便于识读，更是正统和统治的需要。

　　周秦两汉是文字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战事频仍，快捷书写成为客观需要，“篆之捷”引发“草变”，持续推动书体和书写形式的创新。许慎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说文解字序》）“草变”开始于草率急就，随后逐步形成自觉规范的趋势。从出土材料看，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是现存最早的毛笔书写的“草篆”样本，结构简化，行笔快捷，笔锋外露，已有回钩连带的草书笔画。而且，侯马盟书是“官书”，数量众多，出自多人手笔，似可说明“草篆”之“正体草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集体倾向。正像郭沫若先生所讲:“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会生活日趋繁剧，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这样的倾向，应该说是民间文字的一般倾向。统治阶级在私下应用乃至在行文起稿的时候也是在采取这种倾向的。这种倾向的文字，即草率急就的文字，属于西周和春秋时代的资料，没有什么留存下来。到了战国时代，留存下来的却是不少。”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曾侯乙墓楚简”、“信阳楚简”、“睡虎地秦简”等等，简省连带、变曲为直的特点更加明显。到了云梦《睡虎地秦简》（秦昭王五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56-前217年）和天水“放马滩秦简”（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篆书已基本破体，形成具有“草篆”特点的隶书形态，这种隶书形态，对应古人的说法，就是程邈所作的“秦隶”。

　　“草变”在推动篆书向隶书转化的同时，一路把草率化书写贯彻到底，形成自由独立的书体——“草书”。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前人的看法。古籍中最早的说法见于许慎的《说文》，“汉兴有草书”，但无具体年代。其后赵壹的《非草书》认为，秦末始有“隶草”。王愔《文字志》、张怀瓘《书断》称汉元帝时史游创章草。古人的这些说法因当时缺少文物实据，导致很不统一。现在流传下来的比较可信的纸本墨迹，最早只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索靖的《出师颂》。《阁帖》中汉代的作品，均系后人所刻，伪托较多，不足为据。现代以来，考古发现越来越多，草书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越来越清晰。为便于了解，不妨以出土的草书简帛为据，按年代由近向前做个列举:

　　长沙“走马楼吴简”，三国吴嘉禾元年至六年（公元231年——237年）；

　　长沙“尚德街汉简”、“东牌楼汉简”，东汉灵帝建宁至中平年间（公元168-189年）；

　　长沙“五一广场汉简”。东汉和帝永元二年至安帝永初五年（公元90年——111年）；

　　连云港“尹湾汉简”，西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之前；

　　敦煌“马圈湾汉简”，西汉宣帝本始三年至新莽地皇二年（公元前71年——前21年）；

　　“居延汉简”，西汉武帝太初三年至东汉建武七年（公元前102年——31年）；

　　长沙“走马楼汉简”，西汉武帝元朔年间（公元前126年——前120年）；

　　临沂“银雀山汉简”，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公元前140年——前118年）。

　　长沙“马王堆简帛”，西汉吕后二年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86年——前168年）。

　　在马王堆简帛研究中发现，有些文本中“邦”字不避刘邦讳，因此质疑这些文本的抄写年代应在刘邦称帝前，而不能完全以墓葬时间断定。与此类似的情况，在“银雀山汉简”中也有发现，有些文本不避刘邦、刘盈、吕雉名讳，抄写年代应该接近或超过汉前。“秦汉之交”是历史上统治相对薄弱的“空窗期”，秦制的“书同文”实行时间不长，“六国古文”的书写习惯还会延续，文字处于一个束缚得以释放、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所以“马王堆”、“银雀山”简帛文字的构形丰富多样，书写率意灵活，具有不同地域的书写特点。经过以上分析，我们需要回答狭义“草书”的形成时间，“秦汉之交”，可以说是质变期，“马王堆”《杂禁方》、《遣策》和“银雀山”《六韬》、《守法受令十三篇》的书体，即可视为草书的“雏形”。裘锡圭先生所讲草书形成的三种方法：省去字形的一部分；省并笔画保存字形轮廓，或以点画代替字形的一部分；改变笔法，在其中都已具备。这个判断是依据实证提出来的，实际上还可能更早。因为出土的墓葬都是官家或官府的文书，通常采用规整化的书写。陈梦家先生对汉代简牍文字作过深入研究，他认为: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的经籍，草书多用于低级官府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所以，切莫以为出土的简帛中规整化的书写比草率化的书写多，而以为隶书比草书成熟的早，甚至认为草书由隶草所变。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可以看到一个启封文字为草书、正文为隶书的样本，也能说明问题。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直观的方法来回应本节开始的话题。如果把上述所列尚不完全的不同时期的简帛样本倒过来排列，前继春秋战国，后续魏晋陆机索靖，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由篆书“草变”一路发展、一脉相承、不断完善的草书（章草）谱系。

　　篆书“草变”产生“草书”和“隶书”，这个话题还可以做些补充。由于“书识俱易”的内在驱动，“草变”的演进分为两种趋势，一种是把草率化贯彻到底，顺其自然的发展，成就了草书；一种是由草率化转向规整化发展，以适应既要快捷又要严谨易识的需要，于是成就了隶书。两者殊途同源，相互之间必然会有影响。所谓的“篆草”、“隶草”，只是“草变”过程中相互影响的阶段表现。类似的表现很多，例如，急就草率的书写，将篆书变圆为方，变连为断，经过规整化成为隶书方直的笔画。再如，古草中夹杂的纵向、斜向、横向的奋笔长划和波挑，是急就草率痛快的情绪表现，隶书将其作了规整化的改造，逐步形成隶书结构中重写的主笔和波磔笔法。还有，不同地域的书写传统和习惯对书体形成的影响。王国维先生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系文字承袭周制，流行籀文，“书同文”后的小篆，也是籀文的省改，所以秦系文字具有比较规整的传统习惯，隶书也就相对较早的在秦国形成。“六国文字”出自古文，与秦系文字不同，基本不受籀文的影响。章太炎先生对史籀“正文字”后，“六国”为什么还用古文，曾作过这样一个解说:“而复沿用古文者，六经中《易》、《书》、《礼》、《诗》，《诗》除《国风》外，均史籀前书，流行民间，为日已久，史籀不及改也。又封建时政治不能统一，史籀之力，仅及王畿千里，故其文不甚行于关东。且作书者畏大篆之繁重，故依古文以省时间耳。”相对于籀文来说，“六国古文”笔画既少，结体也不拘方正，加之自由率性的书写习惯，对草书更加亲近，所以我们在古时楚地、齐地的简帛书中，能够更多的看到草书的形态，“马王堆”、“银雀山”就是这样。

　　篆书“草变”成就“草书”，这个结论是对古代以来“解散隶体、变隶为草”既成说法的颠覆，持论的依据来自考古实据和书写规律的分析。从“马王堆”、“银雀山”等墓葬出土的简帛书体看，既有隶书，也有草书，而且都是尚不成熟的早期形态。于是可问，尚无成熟的隶书正体，何来草书的俗体呢？《衍极》称:“隶法虽自秦始，盖取其简易施之徒隶，以便文书之用，未有点画俯仰之势。故此书终西京之世，鼎彝碑碣皆罕用之。东汉和帝时，贾鲂以隶字写三苍，隶法始广，而八分兼行，至蔡邕，则铭刻多分书矣。”可见，整个西汉时期还是沿用秦隶，点画尚无俯仰之势，也就是没有“八分”和“偃波之势”，还属于篆书的草体，而非正体，所以重大场合不用隶书。到了东汉和帝时，隶书兼有“八分”和“偃波之势”，贾鲂用其写蒙学课本《滂喜篇》，开始作为正体推广。蔡邕刻《熹平石经》后，碑刻才以“八分”书体为主。从现代出土材料看，“皆有八字，势有偃波”的隶书形态，最早见于“武威汉简”《仪礼》，书写年代为新莽时期（公元9年——23年），这与《衍极》所言相差不多。再看，“直、侧、方、圆”是书写的基本方法，古人讲“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姜夔《续书谱》）草书源于篆书草率化书写，基本与篆书同法，以“直而圆”的笔法为主。篆书讲究“起收、使转、接搭”，其中“使转”是使篆书“婉而通”的基本方法。孙过庭《书谱》讲“篆尚婉而通”，“草贵流而畅”，两者都只有靠“使转”可以做到。什么是“使转”呢？孙过庭讲：“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镮盘纡之类是也”。可见“使转”正合草书流畅多变的需要。所以，草书“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而隶书则是“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刘师培先生曾经直言：“草书一体为篆书之变相。”“古人之论草书者，均以草书乃隶书之变形，较隶书尤为简易，不知隶书全用方而草书则全用圆……。”（《书法分方圆二派考》）所言虽过于绝对，但道理基本如此。

　　如前所述，隶书经贾鲂入“三仓”而成为官定“正体”，自蔡邕写“石经”而兴碑刻，到汉末，隶书达到书法艺术上的高度雅化。草书也有差不多的际遇。汉元帝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也是对盛行一时的草书进行规范，以便识读。东汉章帝时，“杜度善草，见称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章草成为章则之书。《四体书势》称杜度“杀字甚安”，“安”即稳定，与“正”同义，可见其“草体正写”的特点。皇象是杜度的学生，他的《急就章》既是史游规范章草的延续，也是杜度衣钵的继承，更是章草艺术雅化的典范。书体一旦雅化，就会丧失其工具作用，书写就会另辟蹊径。东汉后期，“行书”、“真书”、“藁草”兴起，“草变”又在推动新体形成中发挥主要作用。首先是行书。“行书”之名见于《四体书势》，卫恒在隶书一节称:“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行书本与草书同法，卫恒为什么要另举行书呢？郭绍虞先生认为：“行书和草书是同性质的，所不同的，不过程度上有区别，行书偏于中和性罢了。”“那么行书之称何以要到汉末才起呢，这是因为以前虽有草体之实，尚无草书之名，所以行草可以不加区别，等到草书之名既起，而且成为书家艺事，失掉文字的作用，于是便于书写的行书，就为适应需要而产生了。所以行书之起，是由于草书脱离实际，不便认识也不便书写，失掉文字的作用，才代替草书作用而新兴的字体。”（《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卫恒之说，还有一个原因，“真书”作为隶书的草体，仍被时人称为隶书。卫恒举钟繇为行书的代表人物，就是因为钟书具有“正体草写”、“随事从宜，靡有常制”的特点，钟的《荐季直表》、《宣示表》就是“行真”写法。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可以看到不少与钟书相似的简牍，说明行草写法的真书，在下层胥吏中已经流行。其次是真书。隶书向真书的转变，由行草书推动，主要表现在笔法上，通过去除隶书波磔，提炼草书“银钩虿尾”、“悬针垂露”等笔法，形成点画“八法”，从而为新体正书提供了基本条件。康有为称:“汉以前无真书体。真书之传于今者，自吴碑之《葛府君》及元常《力命》《戎辂》《宣示》《荐季直》诸帖始。至二王则变化殆尽，以迄于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广艺舟双楫》）从出土材料看，汉末已有“真书体”。“真书”经过“钟王”、“魏碑”、“唐楷”三个阶段的发展，成就了正体化的“楷书”，最后由印刷术固定为正体的终极形式。再来看草书。草书的本质是“易而速”，“章草”雅化后反变“迟而难”，草书之变随即又起，逐步向“今草”转变。“今草”的称谓，始见于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草书状》，认为:“其先出自杜氏，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为伯叔，二王为兄弟，薄为庶息，羊为仆隶者。”这是最早关于“今草”由汉末至南朝梁之间传承人物的记述。在梁武帝之前，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将“今草”称草书，将古草称“章草”。王羲之作这样的区分，大概是因为“章则”的缘故，有“章则”即失去草书“不谨”的本性。从长沙“五一广场”一带出土的东汉末至三国吴时的简牍草书看，已有“今草”写法，其中，“五一广场”3号简，已具“藁草”特征。“藁草”是“二王”变法的重要成果，据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曾对王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于是“今草”突破“字字区别，不相勾连”等章草法则，形成“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的新法。因此可以说，汉末，“今草”变法已经出现，到魏晋之时已基本成熟，至“二王”则“化古质为今妍”，成为草书艺术的典范。所以，梁武帝的说法与事实基本相符。张怀瓘称张芝创“一笔书”，则无实据，《阁帖》中的《冠军帖》疑为唐人所作。“大草”、“狂草”之体，直到盛唐张旭变法，方才名世。

　　最后，借清人刘熙载的一句话作结。他说:“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艺概》）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正体文字包括书写“详而静”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篆”变为“隶”、“隶”变为“楷”，就说明了这一点。印刷术出现以后，“楷书”成为正体的终极形式，其稳定性才具有了绝对的意义。“草书”的“简而动”却不同，从古至今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即使是现在，“草变”还在书法艺术中进行。“书识俱易”不再是必然追求，“奇异不同”却是势在必求。“正体草写”已经成为刻意出新的方式被广为运用，因为精工的“正书”，再“卷”也“卷”不过智能化的“印刷体”，反而是在“正书”中运用“草法”，能够形成艺术个性。“狂草”成为草体的高级形式，不断由小众走向大众。在具象和抽象的调和中探索美的意象，改造构形和笔法彰显奇特异质的书法个性，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草”者，盖取诸浑沌，天造草昧之意，“草书”的未来，当此也。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生于湖北武汉，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