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吗生气呀？》

　　谌容

　　如今，气人的事儿太多！

　　见人家挣的钱比自己多，生气；见人家又换了“平直遥”10吋大彩电，生气；见人家升了官，生气；见人家老婆比自己老婆漂亮，生气……

　　这么气下去，何时是了？

　　试劝之：

　　竞争嘛，你一咬牙，挣得比他还多！你买它个“平直遥”28吋大彩电！你去当官，比他还高三级！老婆嘛，换一个比较困难，不妨送去整容，重新造就一个大美人……

　　说得轻巧，机会均等吗？我有这机遇吗？

　　那么，能不能倒过来想——钱挣多了招灾惹祸，不是儿子被绑票，就是半夜遭贼抢；大彩电老看准得“电视综合征”，过两年视网膜破裂；官儿大风险大，不定哪天一运动就趴下，爬得高摔得重；老婆漂亮就有人惦记，迟早肯定是戴上绿帽子……

　　想让我当现代阿Q，没门儿！

　　不当阿Q，有志气，那么能不能退一步想一想：他挣得多，我也够吃够穿了；他彩色电视大，我的黑白机子也凑合看了；他当官有权势，我无官一身轻，回家喝茶、聊天、打麻将，自得其乐；他老婆漂亮，我老婆贤慧……

　　老僧入道呀？我没那么想得开！

　　这可就难办了！

　　中国人是很讲究“气”的。浩然正气，可敬；大无畏的勇气，可嘉；连哥们儿的义气，也有其可爱之处。甚而至于用气练出功夫来，走向世界。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唯独这“气人有”之气，属于郁结烦闷之气，万万不可长存。人若有这种气，轻则茶饭不思，重则损脾伤肝，久而久之，难免沾上一个癌症。

　　“气人有”，纯属找不自在。人活着，退一万步说，起码要图个不被别人活活气死。明乎此，干吗还要生气呢，那岂不是找死！

　　也许这应该归入“庸人哲学”，为君子所不取。然而，君子中患此气者也大有人在，又何妨归入“君子哲学”？

（原载1989年3月23日《文汇报》）

　　戴美帝点评：

　　杂文界向来有“两少”：一是篇篇精彩的杂文家少，二是女杂文家如凤毛麟角。谌容女士本来是位著名的小说家，可她“友情出演”写了几篇杂文，却是篇篇精彩。就我狭窄的视野所看到的，谌容女士写过三篇杂文——《活着的滋味》《死的想法》和这篇《干吗生气呀？》，每篇都堪称佳作。谌容的杂文写得特随意，特潇洒，活灵活现，好玩好读，而且还特别地有思想有见地。这一篇《干吗生气呀？》描摹了两个人的对话，一个说“如今，气人的事儿太多”，另一个则千方百什地“劝”他别生气，最后归结到“‘气人有’，纯属找不自在”，并进一步把这种司空见惯的“气人有”的“庸人哲学”归入“君子哲学”，丝丝入扣，层层推进，一气呵成，可谓举重若轻！

　　《雄 谈》

　　黄裳

　　我有一位熟读龚自珍诗的朋友，闲谈时常常加以称引。他有一个习惯，也可以称之为本领。无论讨论什么问题，到了最后应该表示自己意见的时候，往往并不直白地说出，却只引一句《己亥杂诗》中的成句作结，效果颇好。不但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且余味不尽，大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妙。大约半年以前，我们在谈话中曾涉及某些人物及其言行的发展迹象，不免有些感慨。这位朋友没有作什么结论，只淡淡地吟出了一句“先生宦后雄谈减”，彼此相视而笑，一切就都清清楚楚，用不着再说什么废话了。

　　后来我曾想过许久。诗这东西确是奇妙的。“诗无达诂”大概也是真的。龚自珍是近代诗人，他的思想感情、构思方法也和今人比较接近。这就是我们喜欢他的诗，并能用来解释今天才能产生的某些思想活动的原因。

　　上面所引的一句诗是《己亥杂诗》第七首中的一句。不用说，和我们所借以说明的意思是并不相同的。“先生”，诗人指的是自己。他在这里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出了要恢复当年论政论文勇气的誓言。

　　关键所在应该是对“雄谈”的解释。照龚自珍的意思，无疑这是正面的东西，不能理解为“豪言壮语”或“空头支票”一类的事物。龚自珍在另外一首诗里说过“万马齐喑究可哀”，也就是说的消灭了一切“雄谈”以后的可悲局面。可见雄谈还是十分需要的，要紧的是它必须切合实际，才能免于“空谈”。值得讨论的倒是“宦后”两字。

　　一个人“在野”的时候，大抵比较易于仗义执言，并获得听众的喝彩。这是并不难于做到的。一旦做了官，负了一定的责任，接触了现实，更多了解了实际情况与困难，必然要多少修正他过去站在“超然”地位时发出的“雄谈”，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照旧闭起眼睛来蛮干，那就肯定要出大乱子，人们并不欢迎。在这里，适当地“减”一点，也是理所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接触了现实以后，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是事事都那么敢说敢干了，这也是常见的现象。我们也不好过高地不切实际地要求，自然也希望他们能像龚自珍那样，随时提醒自己，激励自己，力争恢复过去的勇气。

　　最糟的一种情况恐怕是将“雄谈”作为敲门砖，自己本来就缺乏为人民服务之意，倒颇有“哗众取宠之心”。一旦门被敲开，就完全忘记了过去曾经讲过些什么，干出的勾当比过去自己所斥责过的还要糟到若干倍。这就有点像鲁迅先生曾经讲过的“新月派”，一旦从嘴巴里清除了马粪，改塞上甜头，就完全换了另一副面孔。当然，时移事换，今天不再有“新月派”，即使有，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的得逞了。不过记住这历史的教训，还是不无好处的。

（选自《妆台杂记》）

　　戴美帝点评：

　　什么是好的杂文？恐怕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过，有一类杂文，不那么怒目圆睁青筋露暴，不那么夸张浓烈，而是含蓄蕴藉，淡而有味，“读到会心处，掩卷忽而笑”，令你不由得感叹：这才叫上乘的杂文，这才叫真正的大手笔！黄裳先生的《雄谈》，由一句龚诗“先生宦后雄谈减”从容地谈开来，一直谈到“一个人‘在野’的时候，大抵比较易于仗义执言，并获得听众的喝彩”，而“一旦做了官”，就“不是事事都那么敢说敢干了”；更糟的是，一些“雄谈家”原本就是哗众取宠，将“雄谈”作为一块“敲门砖”，一旦在官场进门落座，“就完全忘记了过去曾经讲过些什么，干出的勾当比过去自己所斥责过的还要糟到若干倍”——活画出了古今官场“雄谈家”们的嘴脸。“先生宦后雄谈减”！一句小诗，可谓四两拨千斤，力抵千钧！尤其以“雄谈”来作标题，讽刺辛辣，妙味无穷！

　　《二丑艺术》

　　鲁迅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选自《鲁迅全集》）

　　戴美帝点评：

　　鲁迅先生的杂文，是中国文苑的一朵奇葩。中学生读鲁迅，由于介入得太早，可能有些人伤着了“胃口”。这不要紧，只要去读，你终将会慢慢地领悟到鲁迅作品的伟大和伟大的鲁迅。读中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绕过鲁迅，读鲁迅的作品，也永远不会绕过杂文。《二丑艺术》活画出了一幅“另类奴才”的嘴脸。所谓“二丑”，“二”是他的心，“丑”是他的行，也就是“身分比小丑高，性格却比小丑坏”。所谓“二丑艺术”，就是当他“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试图“掩盖他并不是帮闲”。“二丑艺术”，说透了就是“另类奴才”玩弄的一种三心二意两面三刀的“捣鬼艺术”。鲁迅先生在另一篇杂文里指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请多读鲁迅的杂文吧，它广阔如海，博大深沉，而且常读常新。

　　作者简介：

　　戴美帝，本名戴东英。祖籍山东莱西。曾在阳泉市公安局工作多年，于2001年调入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阳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有散文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社会报》《人民公安报》《北京晚报》《山西日报》和《中学生阅读》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