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有计划，月有规划，日有笔札。

　　笔札即日记。上班的时候，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洗漱下楼乘车，从京东果园到西城区二龙路单位大楼，大约26公里的路程，清晨路上车少，6点半前即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补日记，把前一天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情，大略回顾盘点一番，一笔一笔记下来，同时也免不了感慨议论几句。当天有啥紧要的事要做，也会补上一两笔。

　　在我看来，记日记就是“打草搂兔子——捎带的事儿”，平时顺手记上一笔，不知道啥时候就会派上用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日记的作用，有记录生活、管理情绪、辅助记忆、激发创意、调节心理状态、改善人际关系、设定计划目标、传承个人历史等，概括得挺全乎的。当然也不止于此。譬如，有人就曾对我说过，某某贪官就是因为写日记才东窗事发、证据确凿、身陷囹圄的。我说，孔子讲过“小人行险以徼幸”，就算是日记不曾“坐实”其贪渎罪行，他们的“二奶”“三奶”“N奶”们也会因欲壑难填与失宠反目而检举揭发的，甚而连小偷都能偷出个贪官来，这与日记何涉？

　　日记的记录生活与辅助记忆之功能是最基本的。某年年终，单位办公室一位同事找我，悄悄问，您记得今年T部长来调研的具体日期吗，单位写年终总结急用。我翻开日记，找到某月某日某时许，T部长等人到我办公室，询问本报《孺子牛》副刊的情况，感兴趣的话题，自然聊得投机，彼此说了什么，都记在本子上。

2024年1月1日新年日记

　　母亲当年常说：“咋的个好记性，不如个烂笔头。”在同事和朋友中，我算一个记性比较好的。28岁那年到北大进修，离家半年，过春节回家，扫一眼垛在墙边的“半壁书山”，问老戴，我的那本《飘》放哪里啦？老戴大惊道，妹妹来家借走了——只抽了一部小说，你一眼就瞟见了！我笑着说，咱这是“扫描记忆法”，一眼千年，毕生难忘。年轻时看到某杂志的一篇文章，我对老戴说，这篇文章是抄袭某年前第某期某某杂志上的，原作者是谁谁谁。其时我们暂住在单位一楼的一间办公室，到同在一楼的市档案局资料室一查，果然。所以当年对自己的记忆颇为自信。然而，岁月偷走了你的记忆。而今，刚过去十天半月的事儿，便模糊起来。这使我对父亲常说的“人老不拉少年的话”，体会颇为深切；对母亲所说的“烂笔头”，亦倍加珍视。

　　退休后，记日记改为当天晚上睡前记。今日事，今日毕，今日记。如果某一天什么也没做，也要记下“今天啥也没干”。要是连续两三天记下“啥也没干”，便会心生惭恧，羞愧，感觉这几天白活了。因而记日记亦有监督自己，省察自己，提醒自己，鞭策自己的作用。

　　我的日记内容比较杂驳。首先是年月日，既写公历，也写农历，还写“干支”纪年纪月纪日，数伏记某伏第某天，数九记某九第某天，春社在春分前后抑或“先社后秋分，来年好收成”，笔笔记录在案。这为我撰写传统节日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撰写“二十四节气系列文章”，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干支”纪年很重要，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绝非简单几个汉字排列组合，其内涵深赜精微，需要经常性地细致观察，品味，思考，探究，体会。我们平日里读经读史，也是离不开“天干”“地支”的。譬如读《春秋左氏传》，便会时时遇到“五始之目”（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了解“干支”纪年，如何读得进《左传》呢，那不是煞有介事装门面吗？再如读《周易》，《蛊》卦卦辞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卦爻辞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革》卦卦辞有“己日乃孚”，爻辞有“己日乃革之”，等等，不了解“干支”，如何读《周易》呢，那不成了“一个头，两个大”吗？当然，关于“己日乃孚”，历代注《易》家亦有不同写法与解读，“己”乃“十干”；也有写作“巳日乃孚”的，“巳”乃“十二支”；还有写作“已日乃孚”的，“已”是已经的已，与“干支”无涉。这些都是自汉代以降直到近现代儒学大家、易学大咖们争论不休的公案，引述阐发诸家见解观点太繁琐，太费笔墨，且按下不表。

2023年8月7日、8日三伏及立秋日记

　　其次，日记大量内容是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杂事与俗务，包括一些微末琐碎的细事与“豆腐账”之类，我都会记得有滋有味。比如女儿打电话，我会记下——上午或下午或深夜，接女儿电话两小时，或三小时，或四小时。看似接一个电话，大半天就过去了，这不是浪费时间很无聊吗？其实并不。女儿的电话一般是“分享型”的，她快速讲完她要说的“关键主题”之后，便进入“分享模式”。她会问，爸爸知道最近那个什么什么吗？她说的什么什么，必定是最近出现的新事物、新观点、新词语，或者是她读某部书或某报文章的新发现、新见解，于是便呜哩哇啦大讲一通，我就仔细聆听，然后与之辨析，折冲，深入探讨。这样，经常与年轻人交流交锋，思想观念就不会太落伍落后。因而我不仅把女儿的电话记入日记，还会把她讲得有意思的事和有意义的话，整理到另外的小笔记本上（已积累十几本）。在我的文章中，时不时会出现女儿的“身影”和“观点”，一是实录父女俩煲电话的成果，二是不想掠人之美——包括女儿的新见与观点。

　　还有，我的日记也会记下一些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的想法。有的是亲眼看到来来往往的人如此这般做人做事，便会想：我应当学习某某等人好的品格与做事方式，而不能像某某某那样“骄且吝”而“多凌人”，也不能像某某和某某那样“用着了朝前，用不着朝后”“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穷汉将有钱，忘了那几年”，更不能像某某某和某某某那样见不得人好而“挑三祸四”“毁人不倦”“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等等，亦即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读什么都不如“读人”。“读人”为我的写作积累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红尘资讯”。

201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我的日记少不了也记一些读书心得。我早年读书，舍不得折叠一个书页，从不在扉页留白处写一笔一画。不过，五十岁以后日渐萌生伍子胥“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无贬义。见《史记·伍子胥列传》）的紧迫感，无论哪种精装版书，都会用红笔黑笔蓝笔铅笔勾画批注，在扉页留白处写得满满当当。在我看来，写作者要尽可能多读书，特别要读传统经典名著。我在《从莼鲈思说到散文》（发表于201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中讲过：“文章的厚味从文人来。文人的厚味，除自身的禀赋和气质而外，主要靠读书多，养气厚。荀子说过：‘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刘子》亦云：‘不游于六艺，不知智慧之深。’”故不读书，便不会有传承长智；不广博读书，更难于了解创新何在。我在《欣赏》（发表于2019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一文中曾经写过：“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女儿写暑假见闻类作文，写到奶奶家的鸡栖息在院子里的梨树果树上，老师朱笔一批：‘只有你奶奶家的鸡才会上树！’女儿既委屈又沮丧。我耐心地对她说，爸爸认为你这篇作文真实生动，写得很棒；但是，由于老师的闻见所限，不知道农村的真实生活，也不知道古诗词中‘鸡鸣树颠’所在多有，比如汉代《鸡鸣》诗即有‘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三国·魏阮籍《咏怀》诗有‘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西晋陆机《赴洛道中作》诗云‘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颠’，以及后世最负盛名的（其实是“借鉴”的）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诗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等。”俗话常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我在编选“太阳鸟文学年选”杂文卷的三年之中，尽量多地翻阅新出版的书籍报刊，见识了不少所谓的“作家”，东剽一个新观点，西窃半截好故事，不管是“饱暖家”或“饥寒者”中，均不乏手脚不干净者。《左传》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其实，只要写作者勤读书，多思考，有写不完的题目与题材，何至于“思淫欲”而“起盗心”呢？即使像陶渊明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也会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之收获。这收获我也有，故经常在日记里写下：今日读某书，得一题；读某书，又得一题。

　　不过，写日记最怕“欠账”。在当打之年，带一堆资料和行装出差采访，总不能再塞进一本三四百页厚的16开本“日知录”吧，因而我只好每天深夜把当天的事情记在采访本上，返京后第一件事便是誊写日记。即使是当年老父老母生病住医院，我也会在值班当晚记下病情、诊断、用药、吃饭等事项，以及与老人家聊天的内容。即使是父母“老了”守灵至少七天七夜，哭丧哭得昏天黑地悲恸难抑，也要在后半夜一个人坐在棺前，把当天的事情仔细回思写下来，如不及时记录，恐怕永远也想不起来了。这些“欠账”都需要回京后补齐。我后来写下《母亲“碎碎念”》和《大大》两篇长文，在《谚云》公众号发表后，一位画家朋友留言：看来当作家得有个好记性。其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日记就是一个素材本。今年夏天女儿“阳”了，高烧几天不退，我和老戴乘高铁赴深圳陪伴女儿住了22天。回京后休整两天，又去大同参加一位朋友儿子的婚礼，我带上临时记录的小本与大日记本，利用两个晚上把近一个月的“欠账”誊清补齐。后来老戴写《再打铁》的时候，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跟女儿一起生活二十多天，似乎什么都记得，又似乎什么都记得不够细致。我把日记交给她。老戴大喜，如获至宝。

2024年6月17日始之“深圳行”日记

　　我多次跟老戴和女儿说过，人要想成点气候，就得记下自己的历程与里程，就要写好每一天的日记。对于日记的价值，言人人殊，因人而异。说它毫无意义的，就让他“毫无”去吧；而说它意义重大且深远者，亦代不乏人。苏联的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曾经讲过：“记日记能教会我们思考问题。”英国的“戏剧皇后”艾伦·特里亦讲过：“日记在同时代的读者眼中是毫无价值的，但对于几百年后获得它们的研究人员看来，却是无价之宝。”

　　记个日记没什么难的，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坚持和坚定是一种宝贵品格。我常想，咱们国家数十年来的发展“日新月异”“一骑绝尘”，凭什么？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关乎国家经济社会的“五年计划”（今年是“十四五计划”的第四个年头），是一种非常好的制度优势。而且，这种优势由来有自。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之所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原因也可能有很多种，但《尚书·舜典》所记载的“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以及《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三载考功，五年政定”等“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愚窃以为，乃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读史可以知兴替。史籍，既是一面镜子，又何尝不是一部“国家日志”呢？

　　难道这还不能给一个家庭一个人深刻启迪吗？

　　生活有目标，人生有计划，而且要坚持下去。

　　作者简介：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