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最重要的两个节日，就是大年和元宵节。

　　正月初一过大年，讲究一个“过”字，强调的是吃喝，是礼数，是规矩。过年的礼数和规矩最多，除夕敬“神”，初一敬人，不仅走亲串友去拜年要“讲理说训”，在家里也要讲礼数，守规矩，不能生气，不能拌嘴，不敢摔盘打碗，更不敢不敬祖宗（牌位）和长辈……这些禁忌与准则，就是平日里“过好光景”的根本遵循和样板——把每一个日子过得像“年”一样平安而喜乐，排场讲究而且富有品质。

　　正月十五闹元宵，讲究一个“闹”字，强调的是激情，是奔放，是红火。生活里不仅仅只有坚韧不拔的耐受感与庄严神圣的仪式感，还应该有心情舒畅的自在感与激情四射的发挥感。母亲在世时常说：“不说不笑，误了青春年少！”因而，要想把平常日子过得不平凡，就得像正月十五闹元宵那样，抖擞精神，释放激情，闹腾起来，红火起来，这样，才能把寻常日子过得有趣儿而有味儿，恣意而带劲儿。

　　前天，一位在京工作的同乡老友打电话问我，你说咱们老家正月十五“闹红火”“hùn玩意儿”的hùn，是哪个hùn字？我说，老辈人常说“耍正月，混二月，沥沥拉拉到三月”，也说“耍正月，混二月，营生全在三四五六七八月”，所以“hùn玩意儿”的hùn字，应该是“红火热闹瞎混套”的“混”。

　　他又问，咱们老家常说的吹牛皮、夸大其词的“rìcū”，是哪两个字？我说，从源头上讲，“rìcū”是句粗话，“rì”是口头糙话“狗 日 的粮食”以及“日 他 妈 的”那个“日”，“cū”是粗细的“粗”，应当写作“日粗”。“粗”和“祖”的字根都是“且”。清代朴学大师、易学大家惠栋《九经古义·尚书上》讲：“古文‘祖’字皆作‘且’。”并在《九经古义·仪礼上》亦讲：“古钟鼎文‘祖’字皆作‘且’。”古钟鼎文也叫金文，指的是商周时代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其中“且”字象形男性生殖器。“祖”就是氏族生殖遗传崇拜之意。《墨子·兼爱下》有“且苴之屦”，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简诂引毕云语“‘且’当为‘粗’”，又引王云语“‘且苴’当为‘粗麤’”（“麤”字音义皆同“粗”）。故“且”字本义为粗大、粗壮，引申为粗野、粗暴等等。古代塞北，说得好听点是民族大融和之地区，说得真实点是汉胡拉锯大决战之战场，没有超强的粗犷、豪迈、蛮勇和生殖能力，是无法生存繁衍且可持续发展的。因而“日粗”这个俗词儿，在晋北地区乃古代男性自夸剽悍勇武、性能力超棒的粗野粗俗之词，后来日渐转化为习惯用语，“日粗”相当于吹牛皮与夸大其词。“日粗”也叫“棱粗”，“棱”读作lēng。还有一个比“日粗”更加吹牛皮、夸大其词并且出丑露乖的词儿，叫做“放大气”。

　　其实，世间所谓“风俗”也者，“风”既指“天之命令”即自然之风，引申为风化、流布、传播、传承，同时也与风流、风骚以及性事相关，譬如《尚书·费誓》有“马牛其风”之语，唐代大儒孔颖达疏引贾逵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左传·僖公四年》亦有“风马牛不相及也”，均为雌雄相引诱谓之“风”也；“俗”者，欲望也，东汉刘熙《释名》云“俗，欲也，俗人所欲也”，不仅“俗人”，也包括“雅人”，吃饭和性事是人之最根本的欲望，即如《礼记·礼运》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因而，在正月十五“混玩意儿”的男人队伍中，不免有夸大其词、粗俗粗野的“日粗”“棱粗”“放大气”之言语作派与风俗习惯，这些在“正月混玩意儿没禁忌”的日子里，率性唱几句“酸词儿”，喊几句“荤笑话儿”，并不觉得粗鄙下流，而是在特地烘托一种红火热闹兴奋畅快的节日氛围！

　　我的故乡山阴县高庄村，是一个人口在顶峰期也只有六七百口的小村庄。在我记忆深处，一年里最来劲儿的就是小村庄里的正月十五“混玩意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还没有电视机，偶尔看场电影都是露天放映，也只能做一个“看客”，并没有“参和”的份儿。但是，每年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就能看到村里的长辈和哥哥们“闹红火”，我家的亲人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齐动员，小小的我也有一份亲临其境、躬逢其盛的参与感和自豪感。

　　“混玩意儿”的主要节目是“踢土摊儿”“登高跷”“放花灯”“划旱船”等。其中，“踢土摊儿”也叫“踢鼓拉花”，是最具本地特色的一个主打大节目，与近年来网红节目潮汕地区的秧歌“英歌舞”有的一比。“踢鼓拉花”由两支各有十来个人的身穿着古戏装的队伍组成，锣鼓响起，两支队伍在村中心戏楼下面的土摊前并排走来。第一排两人是“头对鼓子”，头上戴着高高的红布或蓝布包头，包头上插着两只长长的野雉翎，端着戏台上武生的步子，抬手起步，顾盼生姿，突然嗷嗷嗷大吼几声，啪啪啪啪地踢几个飞脚，赢得乡亲们连连喝彩叫好！然后，两支队伍围着两个用大炭垒起的“大旺火”快速行进，“头对鼓子”“二对鼓子”“三对鼓子”……以及各自摇着扇子伴舞的“拉花的”，吼着，踢着，扭着，唱着，迤逦而穿行……

　　在“踢鼓拉花”的队伍中，父亲是“几对鼓子”，说不好，反正是靠后一点的；大哥是“拉花的”女角儿，被母亲打扮得妖娆动人，在拉花的“头对鼓子”或“二对鼓子”身边。那时，我家住在街中心的西北把角处，我家的院子从来就是“踢鼓拉花”队伍的“大本营”，母亲是各种角色的化妆师。我的五叔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当年村里的文化人。据五叔回忆，“踢鼓拉花”的“头对鼓子”和“二对鼓子”的包头，都是母亲用一整匹新布折叠的“额子”（额头上笔挺竖立的笏形牌，周边是折叠的簇拥着的花朵），男角儿们摇头晃脑踢鼓闹腾，“额子”始终都是挺拔完好的；自打母亲离开村子住到县城，再没有人会叠“额子”，这门手艺也就失传了。说到此，五叔无比惋惜。

　　每当“踢鼓拉花”到达高潮的时候，大家伙儿最期待的，是扮丑角的“愣二小”出现。村里的这一“历史名角”，大多时候由我的五大爷来扮演。五大爷平时不苟言笑，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庄稼汉，只有每年正月十五“混玩意儿”的时候，才光芒四射，大放异彩，闪瞎村人眼睛！正月十五那天，五大爷早早地把五大娘的黑栽绒帽子和小笤帚藏起来，深藏不露，蓄势待发。当“踢土摊”的节目进行到中间时段，突然一声锐唱高入云端，那是纯粹的清唱，五大爷涂着“愣二小”的黑白红大花脸，戴着五大娘的黑栽绒帽子，手里摇着小笤帚，扭进场子中心，高唱着“睡觉睡当炕，朝天一炷香”的“酸曲儿”，一边浪扭，一边豪唱，五大爷那天生一副好嗓子，以及放情投入的本真表演，博得乡亲们潮水般的掌声和呐喊助威声，把“踢土摊”“闹红火”“混玩意儿”引向高潮！为此，我在整个童年时期，充满了对最酷的“愣二小”五大爷十二分敬慕！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上元，即农历正月十五，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意。中元节，是一年中间的月圆之时，在农历七月十五。下元节，是一年后半程的月圆之时，在农历十月十五。自古以来，正月十五闹元宵，重心在一个“闹”字。譬如，唐代是实行“宵禁”的，只有上元节“放夜”三天，故唐代诗人崔液有诗：“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不“闹”岂能甘心？到了宋代，张灯由三夜到五夜不等，景象也更为繁华热闹，故南宋女诗人朱淑真诗云：“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闹”的是恣意开心。到了明代，官方规定从正月初八上灯，到十七落灯，连张十夜。这种风俗一直传承到今天。

　　我童年时常听老人们说：“上八不见参星，下八不见红灯。”说的就是正月初八上灯，灯光掩过夜空中灿烂的星辰；正月十七落灯，正月十八便看不见红灯。稍感遗憾的是，现在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少，尽管“挂红灯”“拢旺火”“放火器”还是有的，但是“闹红火”“混玩意儿”却有点“闹”不起来了。千万不要小看这正月十五的一“混”一“闹”，一个“混”字，把人们过去一年的所有压力、烦恼、挫折、痛苦和落寞惆怅，都给“混”跑了；一个“闹”字，又把人们对新的一年里所有的希望、盘算、信心、期待与满血复活，都给“闹”出来了！好消息是，近年来国家提出乡村全面振兴政策，真诚希望广大农村各行各业——包括传统民俗文化，能够真正兴旺发达起来。

　　盼望老天爷明天痛痛快快下一场雪吧。俗话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如果说，正月十五闹元宵，是人在“闹红火”，那么“正月十五雪打灯”，则是老天爷在“闹丰收”哩，或者说，老百姓期盼老天爷福佑苍生，瑞雪兆丰，赐予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