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2年，近五百名上海金融界青年精英响应号召，离开繁华富足的大上海，来到陕西，支援大西北的金融建设。其中，有七人被分配来到周至。他们来时，就在西北三五年，把这边的工作理顺了就回去。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永远，就是几代人。可是，他们是无怨无悔，把青春、心血、智慧、汗水、热情、理想，全贡献给了这片热土和这里的人民。

中年时期的郭民楷

　　这里，就发表郭民楷的女儿回忆她的父亲及其一家人在周至的文章。

　　1952年秋天，我们一家四口告别了上海的亲朋好友，乘火车到了长江边，那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需拖船把火车一节一节拖过对岸，足足过了几个小时。从上海出发火车是专列，每到一站都有欢迎队伍，喊口号，敲锣打鼓。车上的人会下去与他们一起跳舞。叫人想到解放军当年出征时的情景。父亲后来说，他知道，自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

　　到了西安就安排我们先住下来，好象住的是旅馆，然后把这批人分配到周边各个地方，有留西安市的，有到陕北、到甘肃的，我爸爸被分到了周至县。我们行李不多，因当时讲三到五年就可回沪。记得当时把我们的樟木箱托运错地方了，后又找回来，火车只能到武功站，到武功后没有其它交通工具，我们乘的是带蓬的马车，车轮也是木头做的，很大。到了渭河边，渭河涨水，又是人车分批用大木船一次一次渡过去。

　　到县上以后，我爸十月份被分配到人民银行。银行给我们租好了房子，在周至县西头的西巷，记得院子里有几棵桃树，院子后边是土城墙和壕沟。银行的后门就朝着我们住的巷子，当时有个同来的单身同事在我家搭伙吃饭，他叫周小毛，我妈常让我去喊他吃饭。当时没米饭，吃馒头，根本吃不惯。还有煤油灯、泥泞路，冬天呼啸的西北风，不但没有电影院、音乐会、甚至没有自来水，更困难的，是听不懂当地方言。

　　在上海我家离虹口公园很近，所以常去玩滑滑梯，可这县城、没有，我就和邻居小朋友去爬城墙，找地方从上边滑下来，搞的满身是土，常被妈妈骂。冬天去城壕滑冰，也不怕掉下去淹死；夏天抓好多蚂蚱，抓多了就用裙子包着，结果蚂蚱会吐黄水，把裙子搞脏后又会被骂的。儿时也不会觉得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差，只要好玩就行。

　　到了读书的年龄了，我是在县城二小读的小学。当时课桌均是泥墩墩，写字用的是石笔，石板，有时还去操场坐地下用粉笔从一头写到另一头。学校有时候要劳动，让我们去搬土坯，当时感到很重的。那时周至没有电，下雨后地上全是泥巴，有部分上海人受不了那些环境返回上海了，大家就讲他们是“叛徒”“逃兵”。

　　现在也许会有人认为他们当时回上海是对的，可是父亲他们并不后悔。父亲在上海时工资是200多，平时还有奖励，到陕西后只有70多了，多年来没加过工资，因为他工资比县长高。

　　我爸工作一直勤勤恳恳。1956年起，担任农业银行信用合作股股长，经常下乡，除“四害”时他亲手做了“四害”的模型去游行。县里了解到我爸还学过农，就把他调到农科所，后任所长。多少年后，农业局千局长对我讲过，他后悔把我爸调出银行，因银行工资、待遇比农科所高。可是我爸从不去计较，到哪里都是实干家。去农户吃派饭，黑蛋蛋馒头浆水菜，赶上什么吃什么。由于工作努力，在1965年2月22日在北京参加会议，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

　　父亲是1912年出生在湖南桃江，他读书的学校是湖南师范，他在湖南教过书，听我妈说我爸离开学校时，他的学生们都哭了，舍不得他走。他1938年离开故乡，再没有回去过。

　　我母亲邹逸华1914出生于湖南桃江，她是高小毕业，写的一手好字，她也跟随我父亲离开故乡去上海，在上海由于父亲工作努力，他们生活很富裕，1952年党号召上海金融界支援内地建设，我们全家来到了陕西周至。在县城我母亲曾在居委会工作过，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我们家被下放到马召公社四群大队三小队。本来她分不清麦苗与杂草，到后来竟然群众还要推选她当妇女队长，她付出的汗水和热情有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弟弟新生在广济中学上学，后失学，成了回乡青年，在生产队干活很吃苦，还在自己身上苦练针灸，给乡邻们解除病痛。1976年夏天，在田间劳动时胃穿孔，县医院误诊，病故于西安医院，时年24岁。

郭民楷和妻子邹逸华、女儿郭涛合影

　　父亲1979年在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写道：

　　出身于剥削家庭，

　　生长、工作在旧社会，

　　这是不由自主的两个包袱，

　　害了我一生。

　　但自问对党和人民做了工作，

　　有一定贡献，

　　亦足自慰，死能瞑目。

　　父亲为了周至县金融事业和农业科技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从39岁来到周至，在这里工作了28年。2000年离世。母亲于1980年5月回城，10月在周至离世。他们就这样走完了平凡的一生。

　　作为后代，我也一直在陕西上学、工作，直到退休后，才随在南方工作的儿女回到江南。

　　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父亲他们硬是把大上海的繁华富足和大西北的落后贫困一股脑地嚼碎咽下肚子，赢得灵魂的脱胎换骨。回想父亲那一代人，真算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当年一个号召，一股热情，就决定了几代人的命运，几十年初心不变，无怨无悔。父亲一再告诫我们：是周至的山、周至的水、周至的人民养育了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周至是我们的故乡。

　　陕西，大西北，我家两代人的真正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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